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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观点,是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丰富和创新。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对深入理解和领悟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加快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邓小平指出: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6]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拥有占世界 1/5 人口的大国,人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社会稳定。因此,中国发展的越强大,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就会大大增强,同时也会为包括十三亿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商机和市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共产党把握住这一点就把握了民族的愿望、时代的脉搏,也就把握了中国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历史责任。邓小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发展要求下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科学论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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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观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统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深入学习和全面把握邓小平的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 社会主义; 发展观。
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观点,是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丰富和创新。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对深入理解和领悟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加快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发展社会生产力,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一再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性。特别是 1992 年,他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1]的著名论断,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基础,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强调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
1. 发展才是硬道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早在 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最终达到共产主义。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指出: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2]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他以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如何在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一个有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使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 发展才是硬道理,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曾经指出: “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3]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 20 多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得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从而使中国的经济长期处于低速运转状态,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多。显示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容易导致人民不相信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 “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它就站不住。”[4]“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就是发展。
3. 发展才是硬道理,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邓小平指出: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6]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拥有占世界 1/5 人口的大国,人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社会稳定。因此,中国发展的越强大,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就会大大增强,同时也会为包括十三亿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商机和市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共产党把握住这一点就把握了民族的愿望、时代的脉搏,也就把握了中国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历史责任。邓小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发展要求下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科学论断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就提出,底子薄、人口多、生产力落后,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因此,发展是必然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发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和国家提出了一些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实际的任务和政策,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很多失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强盛的根本在于发展,而发展的前提在于搞清楚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邓小平在1992 年南方谈话中指出: “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7]因此,虽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8]但发展速度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中国当前最大的国情出发,“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的发展”。[9]。
由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要上百年的时间,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能一步到位。有鉴于此,作为战略家的邓小平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行了精心构建,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具体化为可行的步骤,说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坚持了雄心壮志与实事求是的统一,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统一,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统一,展现了美好的前景,成为全国人民为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的行动纲领。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行的,要发达起来,必须对外开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而“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管理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以建成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正是在认识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1]这一观点。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但中国的发展还是应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邓小平强调: “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12]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这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原则,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基础。只有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才能不为外强所左右,一往无前地走自己的路,才能在国际上获得较高的信誉,吸引更多的合作者,才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进程。邓小平正是围绕着以上三方面的内容全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党的建设以及祖国完全统一等一系列问题。
总之,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理论,解决了在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学说,为当代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光辉的典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这一理论对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指导意义。
[1][4][5][6][7][9][10][11][12]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第 377,269,373,105,379 - 380,375,373,78,29 页。
[2][3][8]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 年: 第 251,313,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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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分析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以及相关论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特点。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遵循邓小平所提出的创新改革方法论,坚持以社会主义本质为导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
关键词: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方法论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系统的社会经济建设工程,是具体的社会经济建设实践发展过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现实基础和出发点、目标方向和价值目的、要素构成和过程环节以及手段途径和模式机制等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构成了邓小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是邓小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方法论的现实载体。?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主体性的发挥在于对客观现实的尊重和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以实践辩证的方法论为指导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不能从别国的模式出发,而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就要客观地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了解我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并以此为基础和前提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社会发展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根本要素。在对来社会划分了两个阶段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未来社会的两个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会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不同的具体制度和不同的分配方式,前者为后者准备条件,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和更高阶段。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是邓小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前提。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必须坚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坚持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包括两层含义:1)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国社会的质的方面,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2)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量的特征,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邓小平指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实现了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准确定位,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科学的认识基础,摒弃了空想化的对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甚至共产主义阶段的盲目追求,遵循了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规律,克服了不顾中国现实国情和特定历史阶段盲目建设的弊端,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建立在了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
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从发展的角度认识事物,辩证分析社会经济建设的客观条件是正确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必要前提。?
从中国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出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不能不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把逐步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速度的要求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决不是凭主观意愿一味拔高生产方式的具体形式来实现,而必须坚持在实事求是的实践探索中创造真正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合理体制和机制。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僵化模式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就显得势在必行了。从国情出发进行经济建设,就不能使自己置身于世界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的基本趋势之外,而是必须科学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学会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利用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建设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有科学的价值目标作为导向。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前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告诉我们,不能真正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不能正确区分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特征,是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困难重重和巨大挫折的重要原因。鉴于此,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所发生的失误和偏差,就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他指出,“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1978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够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只有搞清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才能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才能真正克服姓“资”姓“社”的模糊认识和不合理的思想束缚。?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价值目标和发展方向。[2]?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具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1.突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地位。2.突出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3.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态性。?
社会主义本质论既包括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问题,又包括了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问题。它突出地强调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纠正了过去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观念,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还要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体现了在当前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挑战的回应。它又突出地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指出了我们发展生产力与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
社会主义本质论还集中体现了发展与公正的辩证统一。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会富裕,才可能进一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只有以实现社会各方面的公正合理为规范和导向,才能引导经济建设合理发展,也才能避免两极分化,为经济建设提供动力。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其实就是一个以公正为导向,以富裕为目标的协调发展的动态过程。社会主义本质论既为人们指引了一个和谐的社会目标——共同富裕,又体现了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由之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及在实现这个目标过程中所应采取的和谐发展方法——消除两极分化。?
总之,发展生产力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保证,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和我国经济建设的根本目标。生产力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发展生产力是手段,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把它简单等同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本身,否则就会倒向“唯生产力论”。目的的实现依赖于手段,手段要为目的服务,目的决定手段的选择与创造。社会生产力的更快发展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但不应该把它视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根本点,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和前提,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内容,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始终要高度关注的重要方面,实现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和价值目标。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邓小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法论在根本上继承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坚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中考察社会历史问题,但又不仅仅侧重于生产关系的方面,而是恰当地强调了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更加强调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具体化,是衡量改革开放和各项工作的科学标准。生产力发展是判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性标准,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标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形成并确立系统的生产力标准,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剔除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和空想。[3]综合国力的提高也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多项目标和实力的综合发展,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的重要内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也是最高的价值标准,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所在。“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统一,也是经济要求和价值目标的统一,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这同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是一致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它们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根本的价值目标和方法论指导。?
坚持以社会主义本质为导向,必须坚持手段与目的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它要通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途径来实现,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是目的,是改革开放的目的,同时它又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根本目的的手段。解和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模式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消除两极分化的形式也是灵活多样的,但都是为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最根本的目的服务的。按照辩证法的原理,手段是灵活的、可调整的,目的是相对坚定的、不可变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是要通过不断地改革开放,探索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和机制,不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总之,坚持以社会主义本质为导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是要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要求,必须时刻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必须及时消除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的贫富分化现象,避免两极分化,从而实现在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雍成瀚.试论邓小平经济辩证法思想[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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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人民概念由民主和民众组合而成的社会政治秩序和规则,但是民主制度也有一些缺陷。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相关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浅谈美国的民主制度缺陷》
谈及美国,必然会谈到它的民主制度,它包括三权分立,两党制和公民的自由权等方面。的确,美国让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社会契约,人民主权等政治哲学层面的理念第一次转变为为现实,并且在此基础上带领美国人民成为现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实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美国梦。
不过,即便如此,美国的制度也远非完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从世纪之交的美国大选,后患无穷的伊拉克战争,举步为艰的医疗改革,到不断暴光的官员腐败等等这些事例,都真实反映了美国政体中存在的弊病。这些问题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似乎历来以稳定标榜自身的美国政治体制对时代发展的适应能力也越来越力不从心,政治体制在某些方面的变革计划也被放到了国会的提案之中。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将试图从三权分立,新闻媒体的监督,利益集团的参政等几个侧面为例来论证美国式民主的一些问题。
1.三权分立:效率与稳定的抗衡?
为了防止权力失控膨胀,制度设计者们将洛克和孟德斯鸠等政治哲学家的分权思想引入美国,使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部门彼此联系分立并彼此制约。但是三权分立原则在具体施行过程中的制度设计要远比理论层面上复杂得多。设计者必须充分考虑各种权力滥用的可能性,设计一系列复杂的程序,一方面要保证立法,行政,司法之间的相互牵制,哪一方都不能将自身的权力无限扩张,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它们之间能够合作,不至于因过分制衡而阻碍政策的顺畅运行。
美国的制度设计将这两方面都考虑在内,力图最大限度的调和制约与合作之间的矛盾。例如,美国宪法赋予国会以立法权,其他两部门不得干涉,但与此同时,总统拥有对法案的否决权,联邦法院拥有违宪审查权,这样的安排使得行政和司法部门在不妨碍立法独立的前提下事实上参与了立法过程并起到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进行监督的作用。但是,事实上,权力的分配不可能是均等的,当权力总量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之时,各部门就存在着争夺权力的博弈,这使得美国政治在“大国会”与“大总统”之间摇摆。
很多时候,这一钟摆现象造成各部门该制约时不能发挥积极作用,该协作时效率又不高的功能错位现象。这些现象反映了制度中的漏斗,一旦被有意的加以利用,影响将是巨大的。在制衡失效方面有很多例证。美国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双重身份代表,一旦权力不能受到有力的限制,其影响力甚至能和专制君主相提并论,如果不是更大。布什总统显然很善于发现和利用制度中的漏斗为己所用,在任命官员,财政投入,军事国防等各方面推行自身的主张。至于合作的低效率,更是不胜枚举。在外交领域,权力的失衡就更加明显了。对此,美国学者比较隐晦的评价说“美国总统几乎主导着美国对外事务的大政方针,而国会被看做实现美国国内多元化民主价值的政治平台”
1中国学者则更加直截了当的评价“一旦涉及外交事物领域,国会所扮演角色几乎千篇一律被描绘成无足轻重的沉默羔羊 ”
2 当然,近年来国会逐渐和总统争权,想要在外交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趋势也是明显的。不过其效果往往是负面的。在国际交往中,美国的双重外交体制在很多时候导致外国的不信任,削弱了美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威尔逊总统怀着满腔热情呼吁国际联盟的建立,却因为国会反对而不能加入其中。总统签署的很多双边,多边协议都得不到国会批准使得总统外交的效力大打折扣。在国内,以最近金融危机为例,国会与总统的分歧使得美国应对危机的反应不够迅速,终于加重了危机的破坏程度。
美国的民主制度
《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曾高唱民主与市场经济凯歌的弗朗西斯.福山先生最近也开始重视中国式的“负责任的权威体制”发展模式,认同集中体制的高效性和巨大的动员能力。加之作为新保守主义势力的代表,福山先生对“美国目前在强调武力推行民主过程中走火入魔3”的批评体现出美国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对自身政治体制国内、外交两个层面的反思。
2.新闻媒体:监督的有效渠道?
一个好的制度得以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离不开监督这一环节。在美国,新闻传播媒体被形象的称之为第四权力。美国宪法的第一条修正案就是关于保护新闻和出版自由的,足见新闻媒介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由于体制上的保障,美国媒体有着充分的言论自由,很多电视节目都敢于对政府的政策措施大胆直言,甚至对当政者进行直接批评。然而,是否可以由此说美国的媒体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对政府作为进行监督呢?答案是否定的。
显然,媒体做不到完全的价值无涉。即使是不做任何评论的新闻节目,其播报内容选择本身也带有了主观色彩,对观众的关注点起到导向作用,进而决定国会的议事日程。此外,媒体往往与政党支持挂钩。虽然媒体获得了足够的自由,美国的传统媒体几乎由ABC,CBS,NBC三大广播公司完全掌控4,加之CNN,FOX两家网络传播媒体,构建起新闻行业的主体。而这几家公司都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以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为例,在这一美国人民心目中最大的民主盛世进行过程中,各大电视台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全力以赴对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宣传,而不惜不顾事实的抹黑另一方。
电视是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对美国人的行为甚至价值观都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举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由于竞选期间收看不同电视台的节目就可能导致选民手中那张神圣的选票上的名字不同。这就涉及到了代议制民主的一个困境。在对候选人情况不能完全知晓的情况下,究竟什么才能让选民判断出谁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显然在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人以舆论的导向为最重要的参照标准。
另一方面,不管媒体被怎样称赞为社会的良心监督政治体制的运行,作为盈利机构,其首要目的是利益最大化。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里,各大媒体公司为了收视率往往刻意播出刺激人眼球的节目,而逐渐脱离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层出不穷的官员丑闻,犯罪案件不是加强了民众对政治的关注,反而是对政治越来越失去信心,造成对政治的冷漠态度。美国各种选举的投票率在所有西方民主制国家中位列后端。近些年来,开始有学者意识到对媒体的过分信任导致的问题。
如果说在内政方面,美国的媒体还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那么在外交方面,媒体则毫不犹豫的与政府保持了一致的立场,构筑起一道意识形态的铜墙,塑造着美国人的对外认知。在这个充满优越感的国度,民众对外界一直知之甚少,仅有的一点认知,多半也是来自于媒体丑化了的他国形象。从某种程度上,美国媒体在外交方面配合政府实行了“愚民政策”。这对增加多元文化国家的政治凝聚力固然有好处,但剥离了民众知情权的外交宣传,将民主理念置于何处?
3.利益集团;民意表达与利益整和的有效渠道?
利益集团是多元民主所推崇的一种民众参政方式。不同于一般民主制简单多数原则,多元民主观点认为为保证自由和个人财产所有权,必须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在一个复杂的多元社会中,个人直接参政是不可能的,只能以其所在组织或机构的成员的身份出现,因此允许不同利益团体表达自己的诉求是民主的体现。最终的决策将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这就保证了政策的公平性。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活跃的利益集团的竞争是否真的既防止了多数暴政又防止了少数暴政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各个利益集团也是由官僚体制模式组织起来的,每个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领导,一般是那些社会杰出人物,很少是普通民众。可以说,“美国的社会现状是知识界,媒体界,城市精英,自由派的声音压倒一切”
5这种组织模式实际上使政治精英垄断了接近政府权力的途径。各种利益集团的存在反而减少了普通民众直接反映自身意志的机会。其次,各利益集团间的实力是不相等的,因此在角力过程中并不能保证公平。尤其是涉及到经济利益的竞争上,往往那些实力雄厚,在总统竞选中能够提供大量“政治献金”的组织能够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地位。这是政党政治的一大弊端,而美国大量的院外集团游说现象的存在加剧了这一弊端。
此外,利益集团,特别是工会等非盈利性,旨在促进公众福利的组织对本团体的过分保护也会造成一系列过犹不及的后果。例如,始于60年代的平权运动,是对日益增多的妇女运动和黑人运动的回应。这一政策旨在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让他们在历史中遭受到的痛苦用现实利益加以补偿。具体的措施包括扩大学校,公司等录取黑人和妇女的比例。这一政策的出台,当然得到了美国公民的支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一政策实际上造成了一种“逆向歧视”
6,即对于除了这部分人外的大多数人来说,此政策使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再比如美国的工会,作为保护工人权益的社会组织,美国存在着大大小小无数个工会组织,例如汽车工人工会,清洁工工会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工会编制成了一张网,将工人有机联系起来。但是出于对民主的珍视和对弱视群体的保护,美国人对工会的纵容使其产生了很多问题。例如工会出于对工人基本权益的保障,不断要求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以至于塑造了一个高工资率,低效率的工人群体。
美国的劳动者竞争力不足,美国传统制造业的衰退都与工会对工人的过度保护有关。当一个群体的利益被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时,原本对民主捍卫的初衷也就随之消逝了。在具体的政策选择是,究竟是应该遵循“机会平等”还是”补偿性平等”是民主面临的一大挑战。美国政治运作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反映了选择时的困境。
《试论美国式民主制度的成因》
摘要:美国式民主制度的形成与其独特的移民政治文化、开国初期制宪者们的政治觉悟以及殖民地时期的契约劳动、自由经济具有密切关系,因此,它的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不可模仿性。
关键词:美国式民主;政治文化;契约
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确立起来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民主意义。又经过无数调整与变革,已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国家管理体制,其中许多构成要素与变革经验,对我们不乏启示与借鉴作用。但如果就此认为美国式民主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制度,是所有的国家必须模仿的榜样,还有点儿言过其辞。因为美国式民主所以发展到今天这种状况,是有其背后原因的。本文试图从以下三点进行分析:
一、美国的移民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居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主要族裔群体,而且,美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自认为是“熔炉”,“美国是上帝的坩锅,一个伟大的熔炉,欧洲各种族得到冶炼和重铸。德国人和法国人,爱尔兰人和英吉利人,犹太人和俄国人——都来投入上帝的坩锅中吧!上帝在制造美国。”在移民狂潮的吸引下,向往独立、追求民主、勇于创新、敢于探险等具有上述性格的人来到了北美大陆,聚集在一起,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新的命运。
(一)个人主义与集团主义
富兰克林最初提到了实用精神,就是提倡个人主义道德。他认为中世纪的封建教会道德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防碍了资本主义的自由成长,而个人主义正符合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的经营方式。美国人相信个人竞争,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来满足个人的意愿,个人奋斗的目标就是获得成功。因此,美国人把这种价值取向又称为个人主义价值观念,认为个人竞争,满足个人是美国人占主导地位的行动哲学。这种个人主义反映在政治制度上就是有意的造成多重性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设计不是以效率为目标,而是以保障自由为目标。
共和国离不开关心公共利益和以参与公共生活为幸福的公民的存在,他们把责任与承诺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就是一种集团精神。早在清教徒的圣约思想中,就意识到理想的、垂直的、与神之间的圣约重要性。如果做不到这些,就意味着圣约的破裂,上帝将会惩罚人们,如果人们做到了团结、相互关心,上帝就会实现他的赐福应许。因此,美国著名学者R·贝拉说,“提到一种超政治的权威,提到高踞政府之上,其目的成为判定政府的标准且惟有以其为根据政府只存在的正当性方能得到证明的上帝,便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永恒的特征。”
(二)多元主义与契约精神
美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不断容纳和整合外来文化的过程。美国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而印第安文化并没有成为主流文化,美国的主流文化是外来文化与文明在在全新的大环境中酿成的,其文化的原精神具有鲜明的欧洲性,但绝非欧洲文化的翻版。美国文化是开放的文化,其间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追寻到世界各种文化的因子。在这里,“融入”绝非完全失去原有的特性,从而消失了自己,而是在保持自己的传统与文化的前提下,积极适应北美大陆,使自己成为北美大陆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美国没有封建主义的羁绊,美利坚及时地从英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加之地处两洋之间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等,美国多元文化得以迅猛发展,现代美国神话才得以诞生。
多元文化必然带来各民族间的分歧,而国家的稳定必然要求人们思想认识上的统一,于是社会契约思想在美国得以上演:由自由独立的十三个州的代表坐在一起,起草复杂的纵横制衡机制,构建照顾人民权利和州权的立宪国家,然后和平地说服一个个州投票认可——在增加了确保人权的修正案后。这几乎就是在历史中唯一一次大规模地、成功地上演活生生的“订立社会契约”事件。
二、美国制宪者们的政治觉悟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独立之后,各自形成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而非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国家。但是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通货膨胀及1786年爆发的谢司起义,使联邦政府一无钱,二无兵,束手无策。这种情况引起当时美国的政治精英们的忧虑与思考。在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推动下,各盟国的代表决定集会讨论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有力的中央政权的问题。在这些人中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人:
独立战争时担任北美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被推举为会议主席,他是作为弗吉尼亚的代表出席会议的,时年55岁,正当年富力强。他尽管讲话不多,但对维持会议的正常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最长者富兰克林来自宾夕法尼亚,当时已是81岁高龄,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享有盛名。他善于用充满哲理又幽默诙谐的语言打破僵局,在调和不同意见的分歧,促成最终达成妥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毕业于新泽西学院,学习哲学、历史和希伯来语。1776年弗吉尼亚宣布独立时他才25岁,就参加了起草弗吉尼亚宪法工作,并开始研究宪法和法律问题,后成为大陆会议代表,出席制宪会议时也只有36岁。汉密尔顿是作为纽约的代表参加会议的,年仅30岁,他原从西印度群岛来到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他担任华盛顿的秘书,《邦联条例》通过不久,汉密尔顿就极力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制定新宪法的最积极鼓吹者。
总之,这些人才华过人,富有创造精神,思想敏锐,其中许多人做过律师,熟谙法律,对启蒙时代以来的政治思想和法律理论有深刻的理解,洞察邦联政府的积弊,积极主张修改《邦联条例》,制定新宪法。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美国制宪者们在制定宪法时,很清楚他们自己是当权者,他们制定的宪法实际上是制约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深知“人人都不是天使”,重重的权力束缚是他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这种精神在当今也不能不令人感慨。
三、殖民地时期的契约劳动、自由经济
在独立战争之前,北美应属殖民地是以公司殖民地和契约殖民地为主要形式的。1606年,伦敦弗吉尼亚公司由英王詹姆士一世特许成立,目的在于开发北美东海岸北纬34°至41°之间的殖民地,其股东都是伦敦人。公司成立不久,1606年12月就派出了120名殖民者,分乘3只船前往北美。1607年5月,他们到达弗吉尼亚,并在詹姆斯河口建立了詹姆斯镇,这里就成为英国在北美的第一块殖民地。1620年,一批在荷兰逃避宗教迫害的英国分离派教徒乘“五月花号”船来到科德角(今马萨诸塞州普罗文斯敦),于圣诞节后第一天在普利茅斯地方上岸,他们在抵达北美大陆之前,由41名成年男子共同签署了一份契约,其内容为:组织公民团体;拟定公正的法律、法令、规章和条例,奠定了未来殖民地的政治基础。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也被看作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契约。这种契约劳动不大可能形成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使美国南部的经济是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它也不同于古代的奴隶制经济,因为,这些庄园的产品也是面向世界,畅销海外。这样的一个经济基础,对美国的政体设计具有深远的影响。
美国式民主既是美国先哲们精心设计的产物,也是北美殖民地当时所处历史条件的必然结果。美国的社会发展历程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的政治制度也具有不可模仿性,所以,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民主,终究是徒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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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民主制度输出》
美国的国际战略,始终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把美国民主制度推向“普天下”,力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是美国建国伊始就一直做着的梦。即使面对美国“神话”日益破灭的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也仍然没忘这一梦想,其在就职演说中就宣称,要让美国梦重放光芒。当前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矛盾和冲突,几乎都同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认清了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根源和实质,就能抓住国际问题的核心,对了解当前整个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特别是中美关系的症结和发展趋势都有重要意义。
(一)
对外进行民主制度输出,并不只是美国某些统治者的癖好,而是由其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有着深厚的民族信仰、民族理念和制度根源。它贯穿于美国整个对外关系的历史。建国伊始,美国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在进行领土扩张、经济扩张的同时,也进行着制度扩张。美国学者承认,对外扩张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永恒的主题”。特别是在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之后,采取先军事占领,后进行移植的办法,强行向国外推行美国的民主制度,这几乎成了美国的一贯做法,这也是美国帝国主义与世界其他帝国主义的最大不同之处。
人所共知,美国是个崇拜上帝和《圣经》的国家,自认为是上帝的宠儿和使者。在1983年世界《圣经》年的时候,美国《新闻周刊》做了一篇《圣经》和美国建国的封面报道,报道中做了这样的叙述:现在的历史学家们发现,比起联邦宪法来,也许《圣经》才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圣经》是美国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强有力的思想来源。美国的社会制度是以《圣经》精神建立起来的特殊、神圣、典范的民主制度,是世界的灯塔。这一论述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信仰根源和美国民主输出的思想根源。
在美国统治者看来,既然上帝造就的美国民主制度是典范的民主制度,那么余下来的事情就是把这种民主制度普世化。所以,美国的历来统治者,都以“天定命运”的使命感,把向外输出美国的民主制度,把美国民主制度“辐射”或“延伸”到“普天下”,作为上帝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
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内涵,是按照美国的面貌创造出一个美国的世界,并使其永久化。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要亲美的所谓民主派上台执政,完全接受美国的控制,服从美国的利益和全球战略;二是要利用执政者的力量移植美国的民主制度,一般是要先移植美国的宪法,即接受美国的人权和价值观念,然后按照美国的宪法,建立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并逐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实现“美国化”。
美国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其在全球进行的民主制度输出,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形势,也影响到各国的形势。当前世界几乎所有的重大国际问题,特别是国际间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几乎都与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有关系。所以,抓住了这一课题,就抓住了当前国际问题的核心。
毋庸置疑,在至今的世界上,能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出系统、透彻、深刻、令人信服分析,并在此分析基础披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历史地位的,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理论大师马克思。美国是不带有封建痕迹的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美国发展的历史实践,在各方面都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研究和认清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实质、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对认清美国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实质和特征,认清当前整个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认清中美关系的症结和发展趋势,都有重要意义。
(二)
建国初期,美国民主输出主要表现在对周边地区和国家“同化”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实行“门罗主义”战略,主要的输出对象是拉丁美洲,重点是加勒比海地区。在亚洲的主要目标是菲律宾。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美国民主输出提供了机会。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宣称:“新的自由民主”将是美国重要输出品之一。“就在把战争提案送交国会的同时,总统就开始采取了确保由于美国参战而改变整个战争导向的措施,这场战争不再是野心勃勃的列强相互争夺权势的传统争霸战,而应当被定义成一场十字军东征、一场‘确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的战争。美国不应当对帮助欧洲恢复战前形状感兴趣,它不是为了这种旧日的过时目标而战,更迫切在于为重塑未来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并为之带来真正的改变。为此,‘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内政治秩序,由此当然也能普及于国际秩序”([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两次大战期间,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重点逐步由拉丁美洲扩大到亚洲和欧洲,二战后的重点是日本和德国,以军事占领的方式迫使这两个国家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体制,被称为美国民主输出的“成功典范”。
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其在与世界其他列强争霸的力量所限,在全球输出美国民主制度,推行世界美国化方面,只是限于部分地区和部分国家。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也进入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即后帝国主义时期。此时期,美国成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与其相比,它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全球性的大帝国。美国的统治者自认为已经具有了足够的在全球实现“美国历史使命”的力量,所以自克林顿政府开始,就把民主制度输出,推行世界“美国化”,作为其全球战略的基本内容。
“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借反恐战争之名,在推行民主制度输出这一全球战略中,可以说是使尽浑身解数,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其在推行这一战略中,还依据世界总的形势,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不同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手段。比如,美国在中东的民主制度输出是以战争的方式开场的。2003年,美国用残酷战争的方式,军事占领了伊拉克,现正紧锣密鼓地强行向这个国家全面“移植”美国的民主制度,想以伊拉克为据点,然后向其他国家辐射或延伸。美国在东欧和中亚的民主输出正在以“颜色革命”的方式推动。从2003年开始,美国用政治渗透和支持亲美势力利用和平运动上台执政的方式,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取得了所谓“比较满意地进展”。美国在全球的民主输出现正以亚洲为重点,以中国为主要目标,进行着新的部署。所有这些“进展”,都似乎使美国对在全球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推行,增强了信心,称“美国民主潮流正在世界兴起”。
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上台之后,其在就职演说中就强调,美国民主是美国民族信念和精神的体现,是美国永恒的力量。把美国民主推向全世界的美国梦,仍然放着光芒,仍然是美国的不懈追求。不过,面对狂妄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在战争中的狂暴行为使美国光环扫地的局面,特别是面对由华尔街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机的打击,面对美国“神话”的日益破灭,奥巴马政府被迫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宣称要改变布什单边单极霸权主义和单纯依赖军事力量的做法,要重建传统的同盟关系和采取多边行动。从奥巴马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一系列的言论和行动中,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这一重建传统的同盟关系和采取多边行动的真正含义是:在美国力不从心的情况下,想借助盟国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向世界推广美国民主的使命,帮助它实现美国梦。比如,奥巴马政府积极向他认为对其扩展美国民主有利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公开或秘密派遣特种部队;肆无忌惮地插手亚洲事务,利用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挑拨离间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公然威胁中国在南海的核心利益,在中国的大门口大搞军事演习,耀武扬威等。这都说明,奥巴马政府不仅无意改变或放弃向全世界推广美国民主,使世界“美国化”的根本战略,而且还在积极推行这一战略。
从今后的长远战略看,美国民主输出的终极目标是俄罗斯和中国。因为谁都看得出,依据当前的世界格局和形势,只要像控制日本那样控制了俄罗斯和中国,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虽然走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了美国以和平演变方式改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的目标,但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却没有完全照搬美国的模式。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和强国,不仅不愿意受美国的控制,而且在中东、中亚还成为与美国争夺利益的对手,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目的,在这些国家显然还没有完全达到,因此才采取“颜色革命”的方式再次对这些国家进行民主输出。从布什政府频频向俄罗斯领导人施压,要俄罗斯实行美国式民主制度,以及下大力量和本钱在俄罗斯培植亲美势力的事实,就不难看出,俄罗斯是美国在独联体国家推行“颜色革命”的最后一个目标。
早在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之前,美国就做着中国梦,就想独自控制中国,把中国变成“美国的姊妹共和国”,使中国成为其控制太平洋,“把太平洋变成美国的内海”的基地。在同中国的关系中,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梦。现在,中国不仅是发展中的大国,而且是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日益发展和强大,这自然成为美国的心腹大患。美国学界和政界都承认,美国不是不想用武力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从而控制中国,而是因为考虑动武代价太高,而且没有把握取得成功,所以才不得不采取“遏制”加“接触”的政策。众所周知,“遏制”、“接触”都是手段和策略,最终目的依然是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为其控制全世界扫除最后的也是最大的障碍。
无论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和变化,美国坚持对中国进行民主输出从而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这一战略是不会改变的。这正是中美关系发展中产生一切矛盾、摩擦和冲突的症结,是台海问题的症结。对于这一点,中国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比如现在美国一面说要“接触”,要发展中美关系,一面却大力炒作“中国威胁论”,在中国的周边国家挑拨离间,紧锣密鼓地进行围堵中国的军事部署;在人权、政治制度、民族和宗教政策、能源和金融政策等方面,进行“妖魔化”中国的宣传;特别是近来公然扬言中国如何处理南海问题涉及美国的利益,并同韩国在中国大门口黄海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耀武扬威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在不动武的情况下,利用军事威胁、政治孤立、文化渗透等方式,促使中国走上向美国民主制度和平演变的道路。
(三)
不能否认,美国的民主制度与封建专制制度、军事独裁制度相比,有着历史进步性,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它也被称为是“最好的民主制度”,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被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所借鉴,也被世界上一些人所崇拜。然而,由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美国想以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让世界所有国家都接受美国的制度,从而使美国式资本主义制度永存,使美国在全球惟一大帝国和单极霸权主义地位永存,是绝难实现的。美国不顾客观现实,逆历史规律,强行推广美国的民主制度,只会引起它与大多数国家发生更多的摩擦,使世界更加动荡,甚至引起更多的流血、冲突和战争。
一是就民主理念和体制来说,任何国家的民主体制的形成,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理念,都是在自己本土上生长和发展起来的。以自由、人权、人人生而平等为核心的美国民主观念,以公民选举和三权分立为特征的美国民主体制,都是在美国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具有强烈的民族理念和民族性。从美国而言,这种制度只能影响别的国家,而不可能全盘移植到别的国家;从别的国家而言,同美国一样,现在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也都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强烈的民族理念与民族性,都是在本民族发展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发展水平下产生和发展的,都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和规律性。各国根据本国的具体实际,在不受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制度,这是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尤其是新生的、正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其充满生机的发展,正在世界产生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现实世界的民主制度应当是具有多样性的。由于民族信仰、文化传统、民主理念、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等方面的不同,世界所有国家,都只能依据本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吸收和借鉴美国民主制度的优点,而不可能完全照搬照抄,更不能直接移植这种制度。
二是就民主制度的内容来说,由于美国民主制度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其自身是有缺陷和弊端的。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和观察美国的民主制度,就不难发现,美国的民主制度仍然是建立在权利不平等基础上的,
因而它不是人类理想的民主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的要害,是它借以建立的基础——经济权利的不平等性。因为这种基础的不平等的存在和发展,使美国民主制度的灵魂——人人生而平等就成了有名无实的空话,借此树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的大厦就失去了根基,成了空中楼阁,无论用多少美妙的辞藻来装饰它,无论把它与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平等如何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都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它实质上所体现的是一种不平等权利,只是少数富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广大民众的平等权利。对广大民众来说,它是一种虚假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其所得到的只是空泛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在富人们设计好的“契约”上签字的平等权利。如美国学者塞缪尔·鲍尔斯在《民主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所承认的:“今天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合理地称为民主社会”。所以,这种民主制度不仅不会被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而且其自身也只不过是一种过渡性的民主制度。从美国的实践看,这种民主制度缺陷的不断暴露和发展,越来越证明: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规律,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三是就美国民主制度的进步性来看,这种进步性毕竟是历史的进步性,只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才表现出的进步性。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从产生到现在,已经有200年的历史。在这200年的发展中,它不仅创造了梦幻般的各种先进科学技术和巨大的生产力,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而且适应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也得到了不断的变革。美国发展的历史,就是这种不断革命化的历史,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所有进步和奇迹,都来自于这种革命化。而美国民主制度的进步性,就集中体现在它作为上层建筑,能为这种不断革命化创造比较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能促进这种革命化。然而,由于这种不断革命化的必然结果,是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所以它的这种进步性只能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范围之内。一旦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新的与资本主义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与其相适应,它就不仅不再具有进步性,而且必将成为这种不断革命化的桎梏,而被迫退出历史舞台,被一种能为新的革命化创造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民主制度所取代。
四是从美国的法定权力结构来看,美国权力结构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对公民权的忽视。在联邦宪法中,只规定了议会的权力、总统的权力、最高法院的权力、州的权力,惟独没有规定公民的权利。号称坚持“人民主权”的国家,在自己的最高法律——联邦宪法中,却只字未提人民的权利,这是令人惊讶和不可思议的,所以它一开始就遭到公民的不满和抗议。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并得到法律的保护,广大公民不得不发动各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抗议这种法律的不公。虽然在这些大规模社会运动和抗议下,后来不得不补充了一些有关公民权利的法律,但这并不能充分反映和表达公民的愿望,在美国法定的权力结构中,公民权利被忽视,这始终是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
五是从美国200多年的实践来看,美国的现实对美国开国元勋的理想,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和挑战。1782年,美国一位军官致信华盛顿,建议他当国王。华盛顿回信说:“这个请求孕育着可能使我国蒙受最大的灾难”,而坚决拒绝。开国元勋们在制定联邦宪法时,主要考虑的是三个问题:一是如何保证政府不成为专制的统治,总统不成为经过选举的君主;二是如何保证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的议员,不背叛选民的意志;三是如何防止为不正当情绪及不法利益所左右而造成政策的失误。而财产的私人占有和这种占有的不平等,是出现专制统治的根源。美国财富私人占有的不平等,与上面的理想存在着内在的根本性的矛盾。正是由于这种不平等的恶性发展,美国的现实离这种理想似乎越来越远。现实的美国,的确如马克思所说的,“金权政治”使“自由私有制”变成对财富的垄断;使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权”变成了“特权”。当前,美国财富不平等的积累,使财富集中和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都令人惊讶。据美国政府的统计,当前占美国总人口5%的最富的人的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近50%以上;而占总人口1%的最富的人的财富,占美国财富总量的38%。而占总人口80%的一般家庭的财富,只占美国财富总量的17%。美国前总统卡特在2005年11月14日《洛杉矶日报》撰文《这不是真正的美国》中,就猛烈抨击了布什政府,指出:“我们的政府通过减轻富人的财政负担对富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保护,对美国的劳工阶层则没给予足够的关心。国会议员将他们自己的年薪提高了3万美元,却将每小时的最低报酬冻结在5.15美元上。这属于工业化国家中的最低标准。”经济是基础,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带来政治、教育、卫生等社会各个方面的不平等,在所有这些方面,巨富和穷人之间,哪有什么平等可言。
(四)
美国民主制度的致命缺陷和虚伪性日益暴露,其在世界上的吸引力已经日益下降。西方不少学者都指出:各种政治和腐败丑闻一个个被披露,庞大的军事、情报、外交部门在“秘密”的掩盖下失去了民主监督,国家权力日益向总统集中和金钱选举、金钱政治的恶性发展,议会权力的失散和在许多重大问题决策中成为“橡皮图章”等,这些都违背了美国人的意愿,在破坏着美国民主制度,使美国民主制度日益变成“老牛破车”,“有名无实”了。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又一次打破了美国神话,打破了美国民主的神话,打破了没有美国民主经济和社会就不能发展的神化。美国制度的本质,美国制度的矛盾,在这场危机中,都暴露无遗。美国的民主制度不是人类理想的民主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不具有普世性,这已被世人看得更清楚。从发展趋势看,不管采取何种方式,美国的民主制度向更高、更理想的民主制度发展和过渡的时期似乎不会太久了。
2003年6月,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英国《卫报》发表的《输出民主的危险》一文也得出结论:“输出民主是布什危险的幻想”。他指出:“由于美国的革命传统,它一直拥有着狂妄和幻想。如今,美国的科技和军事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它确信本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而且自1989年以来,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它想起自身物质力量的局限性。和威尔逊总统一样,今天的空想家认为美国拥有一个始终有效的模范社会。剩下来的事情,就是照着这个‘自由社会’的样子改造世界。”
如埃里克还强调:“由于美国用战争手段输出其民主制度使世界许多地区重新陷入流血冲突和无政府状态的情况比比皆是”,“在共同价值观构成威胁的同时,传播民主的运动并不会获得成功。20世纪证明,一个国家是无法改造世界或简化历史进程的。它们不可能通过向境外输出制度,轻而易举地影响社会变革。1989年以后‘传播民主’的活动,都加剧了民族冲突,导致多民族和多种族地区的国家分裂。”因此,美国想通过“‘传播民主’来建立世界秩序的想法,不但不符合实际,而且十分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推行,一场新的世界性的社会变革和新的力量组合的时代,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英国学者哈米尔·麦克雷认为,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美国现有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必然要爆发一场革命,并预测这场革命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爆发。他说:由于美国社会各种矛盾的积聚,“到某个阶段,最有可能是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政治制度会发生一次巨大的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将类似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这可能在现有政治制度内以温和的方式发生。这不是政界驱动的革命,而是自下而上的价值的改变。”关于这一点,的确有待我们认真研究和观察。
就当前来说,如布热津斯基在《大抉择》一书中所说,是继续坚持民主制度输出,坚持主宰世界的霸权主义战略,还是放弃这种战略,充当“全球安全的保证者和共同繁荣的振兴者”,美国正站在十字路口,面临着战略抉择。对世界其他大国来说,如何防范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特别是防范因美国民主输出活动而出现动乱,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美国有一本影响很大的教科书《国家间政治权力与和平的斗争》,是美国学者汉斯·莫根索写的。书中提出:现在的新的帝国主义在对其他国家控制上,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政治帝国主义,二是经济帝国主义,三是文化帝国主义。作者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控制作用予以特别的重视。他认为,现在文化帝国主义政策是最微妙、最成功的政策。因为它是以征服和控制对方国家人们心灵,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意识、价值观念能征服另一个国家所有决策者和民众的心灵,那么它就赢得了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更彻底、更永久性的胜利。这种征服心灵的手段,实际上就是和平演变的手段。对这种手段,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确应当特别提高警惕,并加以防范。
这里还应当提及的是,冷战后,美国用战争、和平渗透和“街头政治”的手段,强行在全球推行其民主输出战略,不仅加剧了与世界很多国家的矛盾,而且使其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日益严重,从而也加剧了美国国内矛盾。这也标志着包括美国在内的新的世界性的社会变革和新的力量组合时代的开始。
《浅析美国民主制度与大众传媒的关系》
摘要 美国的民主是本大书,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所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似乎还不能就此确定,它是一种飘忽不定或者虚幻的“观念共同体”。政治学家对美国民主的规范或实证研究是在两个前提下进行的:一是宪法设计的三权分立与制衡、联邦主义制度框架;二是民主的政治文化。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认识美国民主,将研究定位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大背景之下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传媒既是社会的一部分也是政治的一部分。当我们对民主的社会起源了然于心的时候,传媒与民主的关系也就显山露水了。
关键词 民主 民主制度 大众传媒 媒体
1 美国民主制度的内涵
在美国社会传统文化的信条中,我们认为至少有两条基本原则能够解释民主制度。一个是个人自由,另一个就是社会自治。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人尊重传统的习惯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得以变革和延续至今的保证。
美国人对个人自由的信奉与追求是与他们受传统专制的迫害程度分不开的,因为由于深受宗教的迫害原因,早期移民到北美大陆的欧洲移民,他们把大陆看作是人类自由的避难所,在整个的十七、十八世纪,人们维护自由的方式一般是通过诉诸暴力来实施的,在那段血与火斗争的年月中,个人自由深入人心最终转化为美国人民的普遍权利,并且以政治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在美国个人自由的社会原则实际上阐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那就是,自由高于民主,民主必须是自由的。
美国的社会自治是从个人自由中引申出来的另一项权利,它说的是社会共同体的治理原则。这项原则被美国公民视为对抗一切专制政府的保留权利之一,更重要的是,美国公民把社会自我管理和自我治理看作是民主国家统治的前提。美国人民坚信,凡是依赖于他人的人必然缺乏自我意志,从而没有能力参与、解决公共事务。理查德·普莱斯指出:“自由基于一个通行的思想之上,即自我管理或自我导向的思想,那些连自己的生活都主宰不了的人自然不应在管理国家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美国社会自治这个原则后来在州与联邦的宪法中都以“自由结社”的权利得以体现。
2 美国媒体的功能
美国的大众传媒形成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与学术积累,他们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关注选举过程中媒体的功能,另一个是民主的意义上批评媒体,试图说明媒体如何使民主衰落。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观点,媒体作为政治角色其结构性地位及其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媒体的功能。美国媒体的结构性地位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媒体的组织属性,二是媒体在美国宪法中的历史地位。我们认为美国媒体的社会独立性是彰显其民主功能的前提条件,媒体从其组织属性上讲,它首先是社会组织,然后才具有政治组织的特点。宪政基础上的新闻自由是媒体民主功能的最重要的政治条件,这正是美国民主逻辑的起点。美国媒体的民主功能除了特殊的政治制度和宪法作为基础外,公共舆论救市民主媒体的社会条件。
一般而言美国媒体影响政治都是通过公共舆论进行的,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媒体影响力,其实是公共舆论在发挥巨大的作用。政治说服是美国媒体的另一个功能。在美国,政治说服的主体通常是政治家和大众,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并且相互有很深的影响。如今美国民主制度中的政治说服主体已经逐渐向大众传媒转移,媒体既是政治说服的中介,同时它本身也履行着政治说服的功能。美国的媒体就像是政治说服的“代理人”一样,利用自己无处不在的社会渗透力和独特的传播效果,将政治家的说服目的与公众的说服目的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美国社会与政治的良性互动。
3 美国的大众传媒与民主制度的关系
大众传媒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实际上是一个中介机构,它影响政治的过程可以简单表述为:政治影响公众通过媒体进行,而公众影响政治也通常借助媒体实现。在美国,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一个以赢利为主的利益集团,它同时还是一个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公共机构。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大众传媒实际上起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连接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与政治的共存是通过大众传媒才得以实现的,特别是在人类越来越依赖于高科技的时代更是如此。正是因为大众传媒具有两种社会组织的特性,它是一个置身于政治与社会的“两栖”组织,当传媒被某些政治权利或者社会权利所控制时,它的先天功能必然部分或者全部丧失,这正是美国社会不愿意看到但是却无法避免的事实。
美国的民主社会中,政治行为的运作离不开巨大社会力量的支持,政治合法性是以世俗化的法治权威为基础的。这种权威建立在大众认同的基础之上。怎样维持公众的“一致”与“同意”就成为了当下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在美国,大众民主学习的过程一般不是由政治机构主导的,它通常由家庭、学校、教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承担的,将民主社会的政治文化、社会文化代代相传。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传统社会组织的政治教育功能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大众传媒无与伦比的社会穿透力和影响力。它将分散的社会信息整合为一体,从而使政治信息的传播成为可能,媒体超强的渗透性和独特的传播效果为民主社会大众的政治学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如果以媒介的方式传播,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建立起牢固的民主信仰,民主秩序也会因此而建立。在美国,民主价值的延续,政治秩序的维系,大众传媒的作用功不可没。
4 结语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当今的美国,媒体对民主而言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民主秩序的维持离不开媒体各方面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一旦媒体沦落为权利和金钱的“俘虏”时,它就会与民主背道而驰。大众传媒在美国社会的发展,事实上说明它并没有逃脱这样不堪的命运。尽管媒体宣称所谓的在经济上独立于政治,但是,在媒体与政治两者之间,天平似乎始终向政治倾斜,政治的依附性仍然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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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对邓小平理论形成与发展的高度概括。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全文如下: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等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一理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并在许多方面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进入了新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虽然没有直接用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但他们在很多著作中,都从不同的角度涉及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时,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作过某些科学的预测,并从不同角度论述过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两段话体现出来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即马恩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私有制,二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由于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俄国具体条件的差异,列宁从俄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认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必须把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在首位。他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列宁还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把土地、工厂等等即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全部社会财产,取消资本主义生产,代之以按照总的计划进行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生产。”从以上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但他们更多的是用生产关系的特征去区别于旧有的社会形态,导致后来的社会主义者长期以来对现实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是根据革命导师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阐述来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甚至把社会主义本质与特征等同起来。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和思想作出了新概括。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谈话中,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总的来说,这个概括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功能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它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从生产力角度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个要点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揭示社会主义本质,这揭示了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经途径,这个要点把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社会区别开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从根本目的、最终目标上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利于我们在理论上深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实践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过强调在社会主义时期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论述,但他们都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个重要论断。而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作为科学社会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论断提了出来。邓小平在1985年接见外宾时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邓小平后来又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理解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一次谈话中说到:“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进一步全面的理解,突破了我们最开始只重视发展生产力的局面,对深化社会主义改革,促进经济建设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作了科学的划分,预测了未来社会发展所必然经历的几个关键性阶段,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也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是,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未再划分阶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作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
而且,列宁还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多级发展的过程,将经历“最初阶段”、“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等。这表明列宁已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分成若干阶段,但由于缺少经验,他并没有准确判断俄国社会主义究竟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上。毛泽东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社会主义要经历的不同的发展阶段问题也谈论了自己的观点,“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于要更长的时间。”
邓小平理论通过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借鉴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在认识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本身也是划分阶段的,并第一次提出和论述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新的科学论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我国社会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也是我国制定路线、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依据。因此,根据这个实际,明确提出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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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湾》是英国作家奈保尔的作品。《河湾》是一部关于非洲的充满悲观情绪的小说。凸现了一个古老大陆在本土化与普遍化之间的艰难处境。主人公萨林姆是一个穆斯林,出生于一个已在非洲生活了几百年的印度商人之家。在刚果河拐弯处的一个小镇上,萨林姆接手了一个商店,并获得了成功。然而,这是个前途渺茫且不属于任何人的地方,大人物控制了一切,为所欲为,使得他以及无数像他这样的芸芸众生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后殖民主义理论视域下的《河湾》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奈保尔(1932―)是当代著名的作家,他祖籍南美洲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地区,是印度裔婆罗门家族,后父辈移居到英国。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委员赞誉其作品“将具有洞察力的叙述和不为世俗所固的详细考察融为一体,促使我们看清被隐蔽的历史真相” 。
身份主要是由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的著作《文化的定位》中出现,身份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身份的构建中,巴巴认为:“身份的‘选择’及其心理的和意识形态的表述是一个你争我夺、痛苦的斗争。身份是通过差异的、不对等的认同结构形成的,而正是通过这种结构,我们得社会得以形成,但多种文化的存在必然会存在冲突,一个人探索自己在社会以及文化上的地位……”如果对身份的问题没有解决,势必会导致思想和文化的一种漂泊感。奈保尔由于身份的特殊,他自身也存在身份的确认,这在他的作品中都有体现,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后殖民感。
《河湾》中很多人物都是这样。萨姆林的祖先,数百年前从印度西北部移民东非海岸,他从小接受了这块英国殖民地的英式教育,并持有英国护照。因为对生活的不满和追求心中的理想,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而选择去了非洲内陆做生意,接手了他未来岳父的杂货店。整部作品都是萨林姆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叙述者与作者难以分清,这就是零聚焦叙述。一定意义上,作品中人物的叙述其实是作家本身的看法,即作者的自述,其实奈保尔本人的身份和萨林姆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从印度移到英国,一个是在非洲内部的移动。
萨林姆十六岁便终止了学业,更没有留过学,他一方面崇拜欧洲文化,但并没有深入地接受欧洲文化,只是接触的一种表面,这必然会使他在文化上不能很好地融合二者,从而在两者间不断徘徊,没有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属感,对欧洲文化和本地文化间的不同,萨林姆总是能够迅速找出。他喜欢用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冷静地观察,而不是把自己融入里面,但他对非洲本地还是有一定的偏见。他认为本地人不说谎,不是因为他们道德高尚,而是他们不像欧洲人那样善于评价自己,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认识。本地人千百年来只像祖先那样生活,不做改变,好像生活从一开始就那样。从来不知道思考自己的本身以及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他们只是麻木地生活,不知道什么是历史。这一切是在欧洲人来了以后才有所改变。在他眼中是欧洲人带来了文明和先进思想,然而,他同样认为欧洲人也带来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以前本土人从不说谎,而欧洲人是会说谎的,这也会带坏本地人。但骨子里他还是认为欧洲文化优于非洲: “如果没有了欧洲人,我们的过去就会被冲刷掉, 就好像镇外那片沙滩上渔人的印记一样。”①
在《河湾》中无论是本土居民还是外来者以及未出场的总统,他们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在精神上都或多或少地依赖宗主国的文化。
《河湾》中除了对身份问题做了论述外,还深刻地阐释了文化的霸权与反霸权。文化的帝国主义在爱德华?萨义德发表《文化与帝国主义》后成为热点,“文化霸权”这一概念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提出,以此描绘政治的文化功能。在《东方主义》中,萨义德提出:“只有把东方主义作为话语来研究,才能把握欧洲文化在后启蒙阶段得以在政治、社会问题、军事以及意识形态上科学的与想象的控制、乃至制造东方时所借助的巨大的体系化知识。”与殖民主义用武力和政治方面的侵略不同,后殖民主义主要用文化等一些更隐秘的方式进行渗透,达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境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也是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湾》的主人公萨林姆是穆斯林后裔,但从小接受的是英式教育,虽然他自说“很早就养成了观察的习惯”并且能“尽量从熟悉的情景中跳脱出来,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打量它”,面对河湾小镇所发生的一切,他都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他并非机械地接受意识形态和文化图式的驱使,但因为生活在特定的历史语境,难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环境和个人经历所造成。在看待非洲历史时,萨林姆所使用的是帝国主义霸权话语;在对待非洲本土文化上,他往往无意识地套用殖民者在美学和意识形态上的标准。
在曼彻斯特教父被杀之后,他感叹殖民者从非洲的撤出也把欧洲的先进文化带走,只留下欧洲的贫瘠,“非洲东海岸只剩下‘阿拉伯的帆船’,而且还是因为出现在英国当局发行的邮票上,才被赋予一定的文化和历史感”。欧洲人是文明的象征,正因为他们非洲的有限历史才被记录下来。由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先进文化的启迪,非洲人才慢慢摆脱愚昧,步入文明,也开始了解自己的历史。他为自己接受的英式教育而自豪,觉得比本地人更优越。《河湾》中满是对殖民者的赞赏之辞和对非洲本土人独立后自治的失望。西方文化以其先进性慢慢地进入非洲本土,并逐渐成为主流,使本土文化处于边缘状态,这说明殖民国家应发扬自己的文化,不应成为西方他者文化的见证。
从词源上来讲,混杂性一方面指生物或物种意义上的混杂,特别是人种方面的混杂;另一方面指的是语言,尤其是不同语系、语种或方言之间的混杂。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最早将混杂性的概念借用到了后殖民理论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注意力从“民族起源”转向“主题位置”。它着眼角度在于主体形成过程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扭结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对它来说混杂性的重要程度远高于差异性。巴巴认为后殖民主义并不是单向的侵略,而是在侵略的同时对方也会有反抗,会有一种强烈的寻根文化,从而使两种文化在体内形成一种混杂。同时他觉得混杂是一种必要:只有通过开拓一个东西方二元对立之外的、充满了混杂和交融状态的“第三世界”,后殖民时代新文化的建立才有可能。 《河湾》中的人物萨林姆生活在非洲的东海岸,那里是各国人混居的地方,语言就呈现出一种混杂性,不是纯正的非洲本土语言而夹杂着英语,语言只是表层的混杂,真正的深层是文化的混杂性。
《河湾》中的人物对西方世界有够多的了解,自认为已经融入欧洲社会,在面对本土非洲人时有一种优越感。但他们又受到本土的支配,他们出生后逃不出当权者的统治。萨林姆的商店靠自己的努力,从一个没有什么商品的小店经营成小镇上拥有众多商品、大家采购的中心点,后来只因为总统发表“激进化政策”的演讲后,被公民西奥泰姆所代管,自己则成为他的经理,后还要把自己买的汽车供他使用和接送他上下班。马赫士经过几次的探索后开了汉堡王连锁店,不久后就生意红火,后虽然正常营业,但他已不是店的拥有者而是被雇用的管理者。
因达尔留学后在新领地担任教师职位,令众人羡慕,后随着他所依赖的一个欧洲组织的垮掉,备受打击,一蹶不振。雷蒙德则是公开的总统幕僚,大权在握,是位高权重的受宠人,后因为失去总统的宠信,他顿感人情冷漠、世态炎凉。表面上看,这些人掌握着河湾的经济、政治、教育,对河湾的一切拥有发言权和决定权,但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在这些人身上他们混合了西方文化和非洲本土文化,他们相互作用,在两种文化当中他们又都处在边缘处。又如新总统,他对西方列强不满,在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中,他发起武装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推翻殖民者所建立的一切,好像殖民者的东西就是瘟疫,但同时他又想建立一个和欧洲一样的新非洲,于是建立了新领地,和欧洲一样耀眼的外形,并且向欧洲一样建立大学城,可结果却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新领地最后就像一个垃圾场。
在总统的思想里他反对欧洲殖民者,讨厌欧洲的一切,但潜意识里又把欧洲当做崇拜的对象,一切向它看齐,这就是思想的一种混合性。非洲本地的居民尽管生活在落后的渔村中,对扎贝斯那种巫术深信不疑,对本土的一切非洲文化也是崇拜的,他们迷信、落后、封建。但他们也崇拜欧洲文明,每次扎贝斯进货时,都要带些欧洲的小货物回去,如剃须刀,在他们心中那是文明,是一种优于本土人的荣耀,所以他们思想也呈现一种混杂性。因达尔从骨子里厌恶新建立的国家,因为使他失去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向往欧洲地区,在那边求学,由于没有找到好的工作,最后不得不回到非洲来,被新国家聘为老师,教授那些非洲本地人知识,使他们成为新非洲的栋梁。在他身上,他一方面讨厌非洲,另一方面又要借助它生存,思想和行为都呈现出一种混杂性。
① V.S.奈保尔.河湾[M].方伯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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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管理即符合人们的心理要求或“以人为本”管理思想,也是管理者所追求的是一种管理艺术,即一种被管理者意识不到的正在接受的管理,而事实上他却正在接受管理的积极性,唤醒人的主体意识,弘扬人的主体精神,发挥人的主体能力。因此,民主管理又是一种群众参与下的多数人管理多数人的管理。应用写作能力是从事民主管理工作的必备素质。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民主管理的思想理念和制度建设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比较剧烈的社会转型,经济、文化、教育、政治诸方面的体制开始转型,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法制化先后被提上议事日程。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综合发展等具体目标在内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五统筹”的基本思想;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的口号,并要求政治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协调推进、整体实施;提出了构建人人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和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目标。
民主管理是现代制度框架下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现代制度的基本要求。民主与集中是相互依存、相伴相生的。没有纯粹的民主,也没有纯粹的集中,只有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以及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因此,现代的民主管理应该体现为一种管理上的意识和观念。
民主管理是绝对权威的管理方面相对于绝对服从。在“民主,公平的管理人员,公开”的原则,科学传播管理,一协调这些组织的各种行为来实现管理目标管理法。因此,民主管理,满足人们对“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或心理的要求,也是管理是一种管理艺术的追求,这是一种管理者不知道被接受的管理,但事实上他是积极接收管理,唤起人的主体意识,促进人类主要的精神,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民主管理是一种最广大群众参与经营管理。写作能力的应用是在民主管理工作必备的素质。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建立健全必要的、可行的、操作性强的管理规章体系,是依法治校的需要,是全方位加强管理的需要,也是避免行政处理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克服因时因人所造成的问题解答的差异问题,但是管理制度的建立,离不开民主的基础。现代制度的代表名词就体现在“民主”一词上。民主管理是现代制度框架下主要的内容,是建设现代制度的基本要求。当然,没有纯粹的民主,民主与集中是相伴相生,互相依存的。只有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2003年7月8-9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在上海召开了“基础教育现代制度研讨会”,指出从2003年秋季开始,要进行“现代制度”改革的实验。从报道的内容看,现代制度的关键就是权力下移,将自主权真正转移到一级。创建现代民主制度,这是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后的又一重大改革举措,值得我们去分析,研究并加以实验。
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在新世纪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对基层民主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稳步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1.加强法制教育,增强干部群众的民主意识与法制观念
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必须塑造与社会环境对民主和法治精神,努力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根据“四或五”普法工作规划,加大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培训力度,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从“人治”走向“法治”,从“村官治理”走向村民自治。要通过开展“法律进农村”和“创建百家民主法制建设示范村”活动,调动基层干群学法热情,逐步养成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自觉守法的良好习惯,提高广大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自觉性。
2.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正确处理好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关系,在农村地区提供人才保障民主管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关键在人。根据宪法,是加强党的领导,主动性,充分发挥村党支部,作用集中,民主。同时,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基层民主建设和选择好的,好的人才,保证高质量,高标准,高效率的领导核心,坚强的党性,能力,人才、有魄力的村民推上村组党员干部岗位,把书记主任中带头致富的能人推为省、市、县党代表或推荐为国家、省劳模,同时将35岁以下的有能力、有才干的村干部通过考试吸收为国家公务员,把党员中带头致富的能人推选为村书记主任,把群众中带头致富的能人吸收为党员,推选为村“两委”干部、村民组长、村民代表,为农村基层民主提供人才保证,并给予相当的空间,让他们自由发挥各自的才干,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3.以改革的精神,不断探索村级基层民主发展新路
积极稳妥地推进选举改革村书记和主任,农村领导阶层积极稳妥地推进选举改革的村书记和主任的探索,探索选择村领导的新途径。实施“海选,平等竞争,在村干部的选举法在“依法选举。一种机制,依靠干部“能上能下”群众的力量;2,在海中形成的竞争氛围;三,打破了以往的坐在“稳定”的惯性思维,使村干部承认“他任期届满,平淡自然,不为人下四,安全”;广大党员和人民民主选举权。儿子选了新路。实施“海选,平等竞争,在村干部的选举法在“依法选举。一种机制,依靠干部“能上能下”群众的力量;2,在海中形成的竞争氛围;三,打破了以往的坐在“稳定”的惯性思维,使村干部承认“他任期届满,平淡自然,不为人下四,安全”;广大党员和人民民主选举权。
即采取直接选举模式或公推公选模式,继续“四个提倡”,实行书记主任“一肩挑。
4.加强宣传教育,引进新观念,着力提高干部群众的素质
素质高、观念新,接受新事物才快。为提高干群整体素质,积极开展“农家课堂”工程,对基层党员干部进行培训,逐渐扩大到对群众进行培训,有效地发挥党员的“传、帮、带”作用,向农村党员群众宣传党的知识、党的方针政策、传授实用技术,按照“农民迫切需要,乐于接受”的原则,灵活设置课程。同时,我们要加大基层干部去经济发达地区挂职锻炼的规模和力度,打开眼见,培养和增强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将发展经验带回结合本地实际,将当地群众的观念向本地群众进行大力宣传,培养和增强群众的发展意识、致富意识、文明意识、法制意识等,进一步提高干群整体素质,为农村基层政治、经济、民主、文明建设奠定思想基础。
5.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提供物质和制度保障
当前,要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加快镇域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认真落实有关“三农”的各项政策,把握“多予、少取、放活”的总要求,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信息服务,转移剩余劳力,保护和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加村民收入,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通过发展经济,使村民解除物质生活的后顾之忧,激发政治热情,增强民主意识,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发展。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积极时刻向上级反映问题和提出建议,促使村委会组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
总之,现代民主制度的建设已成为大势所趋,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传统的内部弊端也严重影响了效能的发挥,阻碍了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因此从宏观、微观环境来看,实现民主转型,已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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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管理即符合人们的心理要求或“以人为本”管理思想,也是管理者所追求的是一种管理艺术,即一种被管理者意识不到的正在接受的管理,而事实上他却正在接受管理的积极性,唤醒人的主体意识,弘扬人的主体精神,发挥人的主体能力。因此,民主管理又是一种群众参与下的多数人管理多数人的管理。应用写作能力是从事民主管理工作的必备素质。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党的明确把“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再次深入系统阐释了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和意义。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实践,已经成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因此,从理论上准确阐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脉络、科学内涵、性质定位以及理论逻辑和制度框架,对在实践中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缘起与内涵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提出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长期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提出的。1991年,江泽民首次明确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1](P347)2006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首次以正式文件形式明确把江泽民的上述论断纳入其中。在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讲话中,胡锦涛重申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并强调:“通过充分协商增进共识、凝聚力量,对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充分调动各方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2007年11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首次正式提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概念,认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2012年8月20日,在中办转发的《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协商民主”[3]。
党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改革任务,对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及其制度建设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概括和阐述,就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属性、发展目标、制度形式、实践平台、具体方法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规划和部署。这是自1991年提出“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以来,第一次在党的政治报告中把协商民主从一种民主形式上升为一种制度形式,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再次明确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4](P29)《决定》还对具体围绕什么样的问题、在哪些领域实施协商民主做出了系统安排。
与党的理论创新相一致的是国内学界对协商民主的敏锐认知。国内学界开始接触并了解协商民主理论,最初应是2002年就国外协商民主理论传入中国有学者指出:“中国社科界八十年代晚期,其实已经开始了从学术意义上介绍西方协商民主思想”(黄国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若干基本问题辨析》,《理论研究》2014年第1期)。上述观点的依据是:“199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黄文扬主编的《国内外民主理论要览》一书,用了全书5.4%的篇幅介绍美国学界有关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不应是偶然的。”
实际上,该书介绍的是阿伦?利日哈特的《民主:21国的多数政府与共识政府模式》,书中误将consensus democracy(共识民主)翻译成“协商政府”。。德国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在华所做“协商民主的三种规范”演讲,让国内学术界开始知晓“协商政治”。首次见诸于文的“协商民主”研究,则是2002年12月俞可平发表的《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热点问题》[5]。该文认为,政府与公民的协商是达到民主决策的必要环节,协商作为民主的实践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2003年8月林尚立发表的《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一文认为,协商政治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竞争政治的替代来强调的”[6]。
从2004年开始,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内学术视野。
(1)学术杂志开设专栏。例如,《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开辟了“协商民主专题”。
(2)课题设置、出版规划等丰富了这一热点话域。2004年到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及相关单位设置了两项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课题中央编译局2004年~2005年社科基金课题:“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批准号04B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批准号05CZZ006)。。随后,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和教育部以及相关机构设置的协商民主课题越来越多。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还设立了一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研究”的重大招标项目。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协商民主》文集;2005年“协商民主译丛”被列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2004年到2014年国内出版包括翻译在内的协商民主著作达84本;学术期刊发表的协商民主论文从零星数量到2013年的503篇,同一主题的优秀硕士生博士生论文到2013年达到127篇,报纸文章2013年发表了571篇上述数据来源于中国期刊网、国家图书馆以及相关出版和网络信息机构。。
(3)学术研讨会相继举行。例如,中央编译局(2004年、2006年)、浙江大学(2004年)、复旦大学(2007年)、南开大学(2013年)以及台湾地区相继举办了各类的学术研讨。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还经常举办围绕协商民主的小型学术沙龙等。(4)成立相关研究机构。2006年12月“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理论研讨会。地方各省市政协理论研究会相继成立,为深入研究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平台。
国内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一是翻译和介绍国外的协商民主理论;二是在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之间建立联系;三是具体探讨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如立法听证、民主恳谈会等;四是深入探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协商民主与传统文化、协商民主与人大制度等;五是协商民主的本土化问题。协商民主理论已经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多方参与,并且在党的理论创新、政治实践以及社会领域广泛传播并产生了积极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政协组织、社会领域和基层组织都在积极进行协商民主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提出准备了现实基础。
1.立法协商。指国家立法机构在立法决策前通过一定的制度平台和制度形式,广泛听取有关立法事项所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通过对话和交流,就立法事项形成共识,从而为立法机构的最终立法决策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依据。立法协商的基本形式主要有两种。
(1)人民政协的立法协商。2008年至2013年,云南省政协组织委员、专家、学者对240多部(件)地方性法律法规进行协商,提出修改意见2000余条[7]。2013年北京市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立法协商,“这次参与立法协商的委员共有744人,本届北京市政协一共758名委员,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委员都参与了讨论”[8]。2014年3月20日,全国政协围绕“安全生产法修正”举行座谈会,首先实现了国家层面的立法协商[9]。
(2)立法听证。这是立法机构借助民主手段实现立法决策的制度形式,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后期得到初步发展,目前已成为我国重大决策过程的一个必须而重要的环节。2000年3月1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听证会形式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听证程序又向立法领域迈进。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立法机构实际地推动了多次的立法听证。
2.政治协商。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政治协商指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实践中的政治协商有两种最基本的形式。
(1)党际政治协商,主要指围绕国家大政方针和重大决策,中国共产党直接与各民主党派进行沟通、协商。十六大以来,仅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座谈会和情况通报会就达197次。
(2)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是以人民政协为依托,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无党派人士等进行协商,是党和国家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除常规的会议形式外,基于人民政协平台的政治协商还有许多新的形式,如专题协商、界别协商、对口协商、提案办理协商;此外,需要强调和重视的,还有“双周协商座谈会”。2013年9月“双周协商座谈会”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双周协商座谈会”重点研究党和国家的重大关键性课题和涉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战略课题。
3.社会协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协商形式及“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正式概括始于党的十三大。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强调为正确协调和处理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要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及时、畅通、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建立国家、地方和基层协商对话制度。社会协商的本质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围绕公共政策开展对话的民主形式,具体形式有“民主听证会”、“公民接待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网络公共论坛等。社会协商转变了政府的执政方式,拓宽了公民参与的渠道,推动了政府与公民的直接对话互动,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扩大了民主监督的制约功能。
4.基层协商民主。即在乡村、社区、自治组织等层级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为了公共利益,人们在既定的和不断创造出来的制度平台上,开展对话沟通和交流的实践形式。
(1)民主恳谈会。创始于浙江省温岭市,具体形式包括民主沟通会、决策听证会、决策议事会、村民议事会、乡镇人大表决会、党代表建议回复会、重要建议论证会和村民代表监督管理会等。“民主恳谈”是温岭市村民自治、乡镇基层政权和市政府职能部门重大事项决策的必经程序,是民众表达意愿、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平台。
(2)党员议事会。2008年,安徽省安庆市在全市农村推行“党员代表议事会”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按照有关议事规则、程序和要求,讨论商议需要由村党组织决策的重大事项,参与管理党内事务和农村事务[10]。党员议事制度扩大了基层决策的参与面,吸收了更多的基层党员参与政治过程。
(3)党群议事会。2008年,吉林省辉南县在农村建立了“党群议事会”制度,议事会由党员和群众代表共同组成,由村民选举产生,主要履行4项职责:参与村级民主决策、参与村级民主管理、参与村级民主监督、参与抓好村里工作[11]。
(4)社区议事会。2006年起,辽宁省大连市人民路街道把每月的29日定为“政协委员接待日”,随后推出了“政协社区议事会”。“政协社区议事会”把政府职能部门的领导直接请到现场,以一个或若干个社区为单位,不定期组织政府相关部门、政协委员、居民代表召开会议,围绕“政协委员接待日”反映的社区事务以及民生问题,以面对面沟通、现场办公的形式,开展专题议政活动[12]。
(5)村民评议会。这是一种新型的制度模式,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类似的组织。一般来说,评议会组织村民从本村选出若干(大致7名~9名)办事公道、威信较高、说服能力强的老党员、老干部组成评议小组,专门评议并协调解决村中日常生活中的事情,针对不同的“焦点”组织群众进行民主评议。村民评议会利用传统和习俗的力量,将不同的资源纳入基层民主治理过程,鼓励民众参与公共生活,有利于促进基层的和谐与凝聚力。
从根本上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提出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执政党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成果,是民主政治理论自身内在逻辑的必然发展。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一崭新概念的内涵与特征,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在实践中推动协商民主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中,对于协商民主的理解本身依然存在着分歧和差异。目前而言,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认知远未形成普遍的共识。
关于协商民主的内涵有三种界定。一是作为民主形式的协商民主,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创造的一种以民主协商为基本特征的人民民主形式,是同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相适应的一项国家民主制度,是充分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民主实现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13]二是作为决策方式的协商民主,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除了具备协商民主的一般含义外,还具有不同于其他协商民主的特殊规定性,也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社会各个政党、阶层、团体、群众等,就共同关心或利益相关的问题,以适当方式进行协商,形成各方均可接受的方案,做出决策或决定,以实现整体的发展。”
[14]三是作为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即“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所有可能受到决策影响的行为主体,围绕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议题,以吸纳群众参与公共事务为灵魂,以改善乡村政治社会权力结构为渠道,以达成共识、做出决策为指向,通过直接参与商议、讨论或咨询的方式,展开积极、理性的交流和沟通,相互体谅,彼此让步,从而尽可能就共同关心的议题达成共识的一种民主治理形式。”
参见陈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与运行机制》,2013年全国社会主义学院系统理论研讨会暨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第11届年会征文。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一种现代民主形式,其中不同的政治行为者,包括执政党、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社会各界以及社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在进行涉及国家利益、自身利益的各项决策时,能够通过制度化的、规范的平台和渠道,共同参与政治生活,通过平等对话、讨论、协商,在尊重权利和理性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合法决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它以权利为基础,以平等为前提,以对话和协商为手段,以达成共识为核心原则,以合法决策、促进公共利益为目标。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也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协商民主、发展协商民主的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民主形式方面的伟大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于积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能够使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更完善、更全面、更系统。我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既包括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坚持依法治国,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要发展协商民主推进政治协商制度改革,还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继续推进基层民主和社会民主。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以及实现“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目标,可以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内容更加丰富。
2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形式。党的领导就是寓领导于协商之中。协商的过程既是广泛听取各种不同声音、充分吸收有益意见建议的过程,同时也是让社会各方面了解和接受党的政治主张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健全协商民主,体现了执政党对人民意愿和人民权利的尊重,民主的、法治的、科学的执政方式顺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
3协商民主能够进一步提高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科学性、合理性。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也是做出重大决策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因为广泛吸纳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经过充分的讨论、论证和协商,协商民主能够包容各种不同的利益、立场和价值,能够使讨论和决策过程中的社会知识最大化,使决策程序更规范、决策过程更民主、决策结果更科学,有效防止或消除决策的随意性、短期性、盲目性。协商过程所获得的认同和支持,能够保证政策实施过程更为顺利。
4协商民主有利于不断扩大政治参与渠道,有效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使人民群众的参与诉求日趋强烈,如果缺乏有效的、规范的利益表达渠道,这种不断扩大的参与就会因为缺乏社会安全阀而对既有体制形成巨大的冲击。协商民主可以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诉求,既反映多数人的愿望,又吸纳少数人的合理主张。
5协商民主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冲突。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使我国当前产生了差别化的利益诉求、多发性的利益矛盾以及破坏性的利益冲突,社会认同也逐渐呈现碎片化的趋势。协商民主承认利益多元化,能够包容不同诉求、更好地开展协商对话、更主动地寻求共识,因而能够协调各方利益、谋求社会稳定。
6协商民主有助于积极参与并推进全球治理的发展。全球化以及全球治理的发展,使民主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而成为区域或全球性的政治体制。全球治理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分歧、冲突、动荡和混乱。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中国政府主张的通过和平对话、协商的方式,即协商民主的方式来化解纷争和冲突,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分裂国家之间的和解、转型国家的发展、经济贸易纠纷、国际新秩序的构建等,都可以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通过沟通、交流,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方式来解决。化解暴力冲突、战争等问题,协商民主是最恰当的选择和安排。
7协商民主有助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或“自然中心主义”的片面认知,推动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人类中心主义理念支配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已经给人类本身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灾难,如全球变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衰退等。对生态文明的探索,需要超越既有政治制度模式。“不仅在人类之间存在民主,而且在人类与自然界的交往过程中也存在民主,尽管并不是在自然世界,或者在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任何简单模式中存在民主。”[15](P138)“建立生态社会的战略必须依靠合作型生态地区的方式,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以一种重新唤起的与社群利益休戚相关的意识与替代对竞争优势的不懈追求。与此相关,也应调动参与型民主制的政治艺术,因为这种民主制既力求平均分割权力、化解彼此冲突,又努力维护公民社群内的多样性。”[16](P173)这种新的替代性选择就是建立在公民广泛参与基础上的协商民主政治。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历史方位
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在理论与实践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准确理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就要把协商民主放在更为宏观、更为战略性的框架中去思考。
1应该把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放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定位。自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一直在追求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从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再到新中国成立,对以自由、民主、公正和法治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国家的建构,一直贯穿着近代中国的政治史。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从建立共和国、确立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实践,一直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现实的民主形式。近年来,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基层民主的实践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效,村民选举、社区选举、公推公选等民主实践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容。将协商、对话这种民主形式与投票、选举民主形式明确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是执政党顺应时代发展和新的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战略决策。协商民主与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基层民主等共同构成了我国民主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2要把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放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去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17]。总目标的提出,也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求我们积极面对挑战,诸如长官意志导致的决策失误、责任意识缺失导致的职能缺位、社会不公积蓄的社会情绪爆发、群体性事件中的非理性参与等,势必要求我们在思想观念、制度建设、制度实践、行为方式等方面进行突破性的改革。协商民主能更广泛地包容各行为主体、更制度化地促进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更理性地释放社会情绪、更切实地在共识基础上推进合法决策,协商民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3要把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放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家战略中去思考。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角色、责任已经不同于以往,全球化、全球治理的发展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如何参与全球化、全球治理并发挥积极的作用,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战略环境和机遇?首先,我国长期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国际事务应通过“协商、对话、谈判”方式来解决,这既是外交工作的重要原则,也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战略制高点。因此,在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家发展战略过程中,可以更积极地阐释协商民主的理念和价值。其次,在全球政治实践中采用协商民主的方式,积极推动各民族国家、国际机构、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全球治理,通过协商对话合作而非暴力、武力的方式解决全球问题,如全球冲突、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环境与气候问题等。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基本结构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提出后,我们面临的一个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结构。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确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理论逻辑与制度体系。理论准备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制度实践的结果。
理论准备是否充分,是否说得明白、合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制度建设的规范程度、适用程度以及实践效果。现实来看,理论准备还需要积极推进。从哲学基础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基于什么样的哲学思考?传统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求同存异”等文化思维、哲学思维在解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时的地位和作用时,需要进行理性的思考和研究。从理论逻辑上看,现代政治理论关于公平、正义、权利和理性的阐释、论证,民主理论本身的结构、逻辑以及现代转向问题,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实践及模式对于建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意义,研究的系统程度、深入程度需要进一步提升。从现实资源看,我国在协商民主制度实践领域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例如,听证制度、民主恳谈、党群议事、公开决策、预算参与等,实践资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探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制度是实践的基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应该注重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与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与上述制度相比,协商民主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可以说,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在更宏观的层面解决了政治权力结构问题和民主权利保障问题,协商民主制度则是实现权力运作、权利保障的制度,是支撑和体现型的制度。二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应该包括什么样的内容?从纵向层次看,协商民主制度是由全国性的协商制度、地方的协商制度和基层的协商制度构成的;从横向结构看,应该是由各方面的制度构成的。这些制度主要包括:
(1)国家政权机关的协商制度,如立法协商、行政协商、公民陪审制度;
(2)党派和人民政协的协商制度,如党际协商、政治协商,其中政治协商包括界别协商、专题协商、对口协商、提案协商以及双周协商会议等;
(3)社会领域的协商制度,如党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商、社会团体参与的社会协商、工资集体协商、网络公共论坛,以及自治机构的议事会、评议会等。
尽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多种形式,但重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执政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之间的协商对话;二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直接协商对话。
制度的价值在于实践,实践可以在民众与制度之间建立起规范性的联系,从而增强民众对制度的认同和支持,也建构了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一个制定出来的制度,如果束之高阁,这个制度就是一个文本的、“沉睡的”制度。制度要实现其价值,就需要通过具体的程序设计、技术规范来激活,并使其运转起来。在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方面,虽然还不完善,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制度形式,但具体支撑的机制、程序和技术还需要进一步设计和建构。协商民主的体制机制、程序和技术,应尊重各个协商领域的实际情况,由具体领域、具体层面的人设计细则。
例如,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具体的协商程序应该包括协商什么内容和事项、什么时间协商、如何启动协商、谁来主持协商、协商过程的规范程序、协商结果如何运用等。社会协商对话、基层民主协商等也是如此。协商民主程序设计要有明确的预期、有可操作性,避免过于模糊、原则和抽象。
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几对关系
不管是协商民主的理论研究还是协商民主的制度实践,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非常重要而又必须阐释清楚的几对关系,如协商民主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协商民主与咨询民主的关系、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关系、中国协商民主与国外协商民主的关系等,客观理性地回答这些问题更有利于深入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实践。
目前,国内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文章以千篇计,其中有学者重点谈到协商民主的传统资源问题。有一部分研究甚至认为,我国古代就有协商民主的传统。但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传统与文化中存在有利于现在推进协商民主的因素,存在一些与协商民主相契合的因素,例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等。上述观点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认为中国传统中就存在协商民主,还是有些牵强。实际上,协商民主作为一种现代的民主形式,没有必要回到传统和历史中去找寻其存在依据,并由此以某些传统因素的存在而为现代民主形式建构起合法性基础。现代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当然是来源于制度本身,以及制度实践过程所赢得的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传统中国的封建制度、等级制度、权力本位等历史本身,已经证明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民主的追求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
民主政治中的“选举”和“协商”本来是个简单的常识问题,但现在也因为不同的认识、分歧而被搅和得比较混乱,甚至有些误解。有些学者完全否定选举,认为中国的民主应该是协商民主;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协商民主是假民主,真正的民主就是选举民主,离开选举民主就没有民主可言。
实际上,选举或者说票决与协商都是权力过程的重要环节:选举体现的是权力的授受过程,即“权为民所赋”;协商则是权力的运行过程、决策过程,要让不同的利益主体都能够参与政治过程。选举与协商这两个环节也并非是完全非此即彼、对立的,选举或票决之前也会有慎重考虑和理性协商,而协商过程中也会通过票决方式来做出决定。“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从性质上来说,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互冲突的,我们不能以选举民主去否定协商民主,也不能以协商民主去取代选举民主。选举和协商,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18](P173)选举和协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上要尊重常识。
谢觉哉指出:“民主,就必得有选举,有真的选举与民意机关。忽视它,是不可以的。”参见《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第636637页。毛泽东提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19](P743)在政治实践过程中鼓励对话、沟通和协商,其前提依然是自由公开平等的选举。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选举民主不适合中国、竞争性民主不适合中国。否则就无法解释人大代表选举、党内民主选举、基层民主选举,无法解释正逐步推进的“差额选举”;无法解释中央和全国人大对湖南衡阳人大代表贿选案的严厉批评和处理。
所谓咨询民主,指政治过程中的决策者主动听取利益相关方或者政策对象的意见和建议的制度形式。协商民主与咨询民主是存在着差异的。
一是主体不同。咨询民主的主体是单一的,即决策者是单一的,主导政策过程,其他参与方是被动的、消极的,对政策缺乏决定性的影响力;而协商民主的主体是多元的、多方的,决策过程的各方对政策的影响力是相同的,政策是需要参与各方达成的共识做出的。
二是主体间关系不同。在协商民主条件下,参与各方的权利应当是平等的;而在咨询民主中,决策者与参与者是不平等的,决策者是居高临下的,即使听取并赞同某些意见,也会表现出“俯允”的姿态。
三是议程设置不同。协商民主的议程实际上是法律和制度来确定的,个人不能随意决定,协商是可预期的、规范的;而咨询民主的议程实际上只是由决策者决定,随意性强。四是决策过程重点不同。协商民主是决策前的共同参与、慎重考虑和理性对话,达成共识;而咨询民主更多是决策既定条件下的补充,听取意见。从抗战后的政治协商到1949年协商建国,再到1954年宪法颁布后继续保留政治协商会议,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成为我们政治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谈到协商民主的时候,有些学者自然不自然地会将现在的协商民主理解成政治协商,有些国外的学者也认为中国的协商民主只是咨询,而非真正的协商。实际上,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只是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是实践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我国的协商民主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形式。当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20](P163)协商民主的发展也是如此,中国的协商民主与西方的协商民主,既有差异,也有共性。
1.中国与西方的政治体制中都存在着协商民主的要素,但中外协商民主形成的历史基础、发展路径和理论特征有显著差异。
(1)历史与制度的基础不同。中国的协商民主是在当代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国外的协商民主则是在西方历史文化与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的协商民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展开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整个协商民主体系建构的前提性条件,其根本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在西方国家,协商民主是在多党竞争的政治框架中发生作用的。
(2)发展路径不同。中国的协商民主是在系统总结自身民主政治实践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基础上逐步完善和发展起来的,是与中国国家制度建构紧密相连的;国外的协商民主则是为了应对自由民主的困境、力图恢复传统民主价值而提出的。
(3)基本特征不同。中国的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征表现为:协商理论的实践性、协商主体的广泛性、协商形式的多样性、协商目的的公共性和协商制度的规范性;国外的协商民主则根植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是西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是对既有民主制度实践的一种观察、思考和反思,一种完善和补充。但国外协商民主理论提出的解决方案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和长期性。
(4)重视程度不同。就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阶段来说,协商民主显然比竞争性的选举民主更受到执政党的重视,也更容易在社会中得以推广。而竞争性的选举民主,实践中面临的压力和阻力都非常大。在西方国家,主流民主制度依然是基于自由主义的代议民主制度,其基本制度特征依然是政党政治、权力分立与制衡、司法独立、公民权利、言论出版自由等,竞争性的选举显然比协商民主受到更多重视。
2.虽然各国实践民主的制度模式不同,但在民主问题上是存在着共性的,协商民主也不例外。
一是中外的协商民主都面临并承认多元文化的现实,承认多元利益格局、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
二是中外的协商民主都主张积极的政治参与。协商民主就是“一种大众参与的公共决策机制和治理模式”。
三是中外的协商民主都以公开的协商对话为基本手段。协商、公共协商是协商民主的核心概念,是理解协商民主的起点。
四是中外的协商民主都强调公共利益,协商过程以公共利益、共同的善为依归。
五是中外的协商民主都强调共识。共识是协商的结果,是政治过程参与者在充分协商基础上形成的,是合法决策的基础。
六是中外的协商民主都重视理性的作用。协商过程发挥作用的是合理的观点,而不是情绪化的诉求。
七是都重视制度建设和程序规范。协商民主尊重程序,并将程序看作决策获得合法性的规范性要求。
民主在不断地改变人类社会,同时也被人类社会所改变。民主正是在不断面临挑战和解决挑战过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的。协商民主表明人们在持续关注民主的真实性,它使民主成为一个持续性的、创造性的过程,并为人类的民主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鲜明特点和独特优势,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政治文化传统;既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又肯定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地位;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发挥各党派团体、社会各界人士、社会组织以及广大民众的作用。在继续完善竞争性民主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是执政党顺应民主发展趋势的战略选择,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政治智慧和思想进步。它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和发展,也将对人类的民主政治追求和政治文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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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正义是行政法的标志性原则。该原则是在行政权急剧扩张的现代社会背景下,普通法院将起初用以规范司法权的自然正义原则适用于控制行政权,并根据行政行为的特点加以调整。避免偏私是程序正义原则的基本要求,而公平听证则构成了程序正义原则的核心内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程序正义理念在侦查讯问制度中的要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程序正义理念作为指导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性原则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机理,在侦查讯问制度的完善与优化提出了诸多的要求,包括了犯罪嫌疑人权利应得到尊重与保障、侦查权力应当受到严格制约与监督、经由程序正义产生的结果应当具有广泛可接受性,侦查讯问程序中的完善与优化应符合程序正义理念的基本原理,这也是侦查讯问程序实践程序正义理念的必由之路。
程序正义的核心在于“权利”,“权利”这一概念将随着具体的场合的不同而发生改变。程序正义可认定为权利的代名词,是一系列基本权利的集合性称谓。因此,权利得到尊重与保障是实现侦查讯问程序中程序正义理念的核心所在。权利作为一种本源存在,表现在侦查讯问程序中则是一种脆弱的存在,个人面临着强大的国家机器的追诉,其权利受限的状态已然形成,其基本的人格尊严和人权保障便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按照程序正义的基本理念,结合国际的刑事司法观念共识,犯罪嫌疑人被暂时性剥夺人身自由之后,仍然享有以下基本的最低限度保护:
第一,酷刑以及残忍、侮辱性的待遇不应加诸犯罪嫌疑人; 第二,犯罪嫌疑人不应被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第三,应获得律师的帮助; 第四,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刑诉法修正案在侦查讯问领域的变革,进一步落实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同时保障犯罪嫌疑人能够与外界有一定的联系与沟通,帮助犯罪嫌疑人做出理性的选择; 另一方面,以物化或者人力的手段等监督方式防止犯罪嫌疑人遭到不人道的待遇,使其能够保证基本的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需要公权力的确认,而公权力的运行本身将对个人权利构成威胁。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共生、龃龉的关系背后隐藏着深厚的法理基础。但是从程序正义的“权利”本源出发,权力受到严格的制约与监督是其必然衍生之物。权力受到制约监督的背面是权利得以伸张与实现。按照西方的法学思想,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天赋”之权利的实现有所需求之时,权力才得以产生。权利的需要正是权力的边界。权利授权之外的空间仍属于权利的领地。
因此,根据权利属性的深刻认识,制约与监督权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在刑事诉讼当中,侦查讯问隶属于侦查权之中,由于追诉犯罪的需要,侦查讯问的权力行使更多地被赋予了强制性的色彩,使之变成了一种危险的权力。同时应注意的是,侦查讯问与其他诉讼活动相比具有封闭性的特点,侦查讯问权的控制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应当引入更多的监督力量来强化制约机制。引入律师在场制度显然十分必要,同时引入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也可以借助这一双特殊的“眼睛”时刻关注着侦查讯问的过程,记录下侦查讯问参与者的全部言行,从而使侦查讯问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常态化。
非法讯问现象的存在有其深刻的人性功利倾向动力源泉,从刑诉法条文可以看到,非法讯问手段被严厉禁止,违反之后要承担相应的道德风险和法律责任,但并未规定完整的程序性制裁机制,人们对于讯问“非法”的判断更多地基于一种逻辑上的推理,而很少能够被证实,因此对非法讯问的道德职责更多处于宏观层面,无特定的指向。反观非法讯问的收益却十分丰厚,非正规手段的采取节省了时间,同时由此获取的口供有利于更进一步侦破案件,从而使其个人和团队获取利益。因此可以得知,非法讯问是“理性人”的理性选择结果。
由此观之,制度设计中的限制将成为“堵住”使用非法方式进行讯问的有效手段,在制度上使得非法讯问获取“功利”可能性降低,严格规范讯问程序,当讯问程序越来越严格之时,非法讯问手段的负面效益和成本就越高,侦讯人员将避免使用非法讯问手段。引入律师在场制度、严格执行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将极大地增加违法行为的追诉风险和获得否定性道德评价的风险,减耗侦讯人员由使用非法讯问手段获得的“功利”,从而实现侦查讯问程序中的程序正义。
在侦查讯问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就是结果。侦讯程序获得的结果可接受性表现为,第一,犯罪嫌疑人是否认可其陈述; 第二,侦讯人员是否认可其供述与辩解; 第三,刑事诉讼接续程序中,被追诉人的该程序是否能够被认定; 第四,社会公众对于被追诉人的陈述是否能够认可。其中犯罪嫌疑人不认可其供述的重要表现就是“翻供”现象,相当多的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推翻侦查阶段的供述,翻供的理由基本可归结为侦讯人员的违法讯问上,甚至指明自己曾遭到刑讯逼供。
引入律师在场制度、执行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等将使犯罪嫌疑人认为自身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由此保证了犯罪嫌疑人陈述的真实性和自愿性。将侦讯程序置于阳光之下,将有效地防止非法讯问包括刑讯逼供,消除怀疑、误导,还不给恶意中伤提供可乘之机。提高了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和社会公众对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所做陈述真实性、自愿性的认可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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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最近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责任追究办法》),进一步健全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制度,对进一步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和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学习“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四项监督制度”心得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 为适应新形势下人事劳动教育管理工作,根据干部选人任用的四项基本监督制度,认真学习《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政策。通过进一步学习深刻认识党的中央精神。主要通过以下方面:一结合四项监督制度工作抓好深入贯彻落实。二是要进一步增强党性修养,争做思想和作风都过硬的党员干部三是要进一步加强学习,争做学习型、知识型、有作为的党员干部。四是正确对待名利、权利和责任。笔者根据这四项基本原创从以身作则,不断提高自身修养。
关键词:干部选拔 监督制度 党员干部
通过学习四项监督制度,总结如下心得体会。笔者认为四项监督制度的出台,为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化武器,为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提供了后勤保障。对此,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期盼在贯彻落实上动真格、下功夫、见实效。
一是结合四项监督制度工作抓好深入贯彻落实。
要把学习宣传培训作为下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深入推进党员领导干部的自觉遵守、自觉履行、自觉接受监督,进一步探索创新的途径、方法并制定相关配套制度,加强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制度体系防控建设。积极开展组织群众满意度调查,把干部群众对干部任选工作和治理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满意度作为改进人事管理工作的依据和评价标准。制度执行和制度落实做到位才能有制度的效果和制度的存在意义。
为贯彻落实四项制度,各级单位和组织人事部门要增强原则性、体现战斗性,敢于负责、敢于碰硬、敢于较真、敢于得罪人。要做好四项监督制度的广泛宣传,将有关执行情况向党员干部职工、群众公开,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监督、参与监督、支持监督,真正做到有章必依、执行必严、违规必究。坚决查处干部选任工作中的违规行为,切实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二是要进一步增强党性修养,争做思想和作风都过硬的党员干部。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在人事劳动教育岗位上工作,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时刻铭记和恪守党的信仰和宗旨,不断增强党性修养和品德修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事业观。管好自己的脑,不意气用事,不做白日梦,时刻保持理性和清醒;管好自己的眼,不鼠目寸光,不见利忘义,时刻保持锐利和远见;管好自己的口,不信口开河,不夸夸其谈,时刻保持严谨和虚心;管好自己的手,不贪婪钱财,不胡作非为,时刻保持勤勉和务实;管好自己的脚,不入非法场所,不走歪门邪道,时刻保持稳健和踏实;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学习和执行的模范,带头加强学习、模范遵守。加强学习贯彻执行干部管理工作政策法规,把握《责任追究办法》划分的干部选任工作中的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时刻自警、自律。严格按照《干部任用条例》和四项监督制度的要求,遵循选人用人的规定与程序,科学行使选人用人的权力,切实发挥表率作用。坚持以最坚决的态度同选人用人不正之风作斗争,维护选人用人制度的严肃性。
三是要进一步加强学习,争做学习型、知识型、有作为的党员干部。
学习永无止境,自己必须要不断地加强学习,在学习中提高,在学习中成长。首先,要着眼于治黄事业发展和自身素质提高的需要,学习与自己岗位职责所要求的业务和专业知识,尽可能涉猎多方面的知识,使知识结构更加合理,个人素质全面提高。第二,要努力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树立“终身学习 ”的观念。要把学习当作一种习惯,当作一种能力,当作处世的一种态度做到主动学习、刻苦学习。第三,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不断把学到的东西用到工作建设、治黄业务中,做到学而思、思而谋、谋而创,在实践中把握规律,不断提高自己驾驭工作的能力。
四是正确对待名利、权利和责任。
只有把个人的进步与工作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缚,不为权所动,不为欲所惑,做到“居上而不骄,处下而不忧”,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工作上,老老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与此同时还要廉洁自律,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已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对法律要有敬畏感,有如履薄冰的危机感,时刻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这不但是对工作岗位的实际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紧紧围绕实现治黄新目标,树立责任意识、机遇意识和竞争意识,抓住发展的每一次机遇,做有利于治黄建设、改革和发展的每一件事情。
同时,在工作中不管是在任何岗位、干什么工作、接受何种任务,都要认真对待、爱岗敬业,还要勇于承担工作中的主体责任,主动在岗位上负责,对工作负责,积极面对难处理的问题,不推卸责任、不“踢皮球”,担负起岗位职责应负的责任。完善本职工作精益求精
[1]市政府秘书长、市政府办机关党委书记 张晓武. 精确领会 联系实际 狠抓落实[N]. 桂林日报,2010-07-25002.
[2]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J].浙江国土资源,2010,05:27-29.
[3]岳金林. 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J]. 党的建设,2010,11:40.
[4]刘再春.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2.
[5]张学伟.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民主机制研究[D].吉林大学,2012.
[6]孙萍.中国共产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理论与实践研究[D].武汉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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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评审制度所担负的使命和发挥的功能都决定着其合理化设置的紧迫性、重要性和决定性。以此而论,当前高校职称评审陷入的结构性困局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反思。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职称评审制度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文章介绍职称评审制度的历史与发展,通过笔者长期参与职称评审工作的体会,提出对现行职称评审制度的意见与建议。
关键词:职称;评审;制度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1-105-02
职称,职务的名称,是授予专业技术人员的衔或称号,它的内涵包括了职务、职位、学衔、称号、资格等多种含义。1986年我国开始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不再实行职称制。但由于人们习惯职称这个词,职称便沿袭下来,但其实质意义已发生变化,现在所说的职称是指对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能力与成就的评价以及各类专业技术职务的统称,它反映专业技术人员的学术和技术水平、工作能力等。
职称制度是专业技术人才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是评价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技术水平和职业素质能力的一项制度,是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人才科学配置和使用的重要依据。
职称评审是指已经过初次职称认定的专业技术人员,在经过一定工作年限后,向本专业的评审委员会评委提交评审材料,经过本专业的专业评委来确定其是否具备高一级职称资格。
(一)职称制度的历史
我国职称制度的变化与发展与各时期的社会背景、经济发展紧密相连,主要经历了20世纪中期的技术职务任命制与职务等级工资制、1978—1983年的职称评定制、1986年以来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三个过程。
(二)现行的职称制度
我国现行职称制度是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其基本内容是:专业技术职务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设置的有明确职责、任职条件和任期,并需要具备专门的业务知识和技术水平才能担负的工作岗位,它不同于一次获得后而终身拥有的学位、学衔等各种学术、技术称号。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同时吸纳了技术职务任命制和职称评定制的做法,即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定和聘任相结合。与职称评定制不同的是,专业技术职务被明确为与岗位职责紧密联系的职务名称,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的专业技术工作岗位,评聘结合,有结构比例和岗位数额限制。
我国现行职称体系分为三个等级五个档次,以专业属性划可分为二十九个系列,如工程技术、经济、会计等,涵括了工、农、医科等12个大类学科700多个专业 。
(三)职称制度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以及事业单位改革的逐步推行,在我国已实行多年的专业技术职称制度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正由单一评价模式转向多元化评价模式。
针对专业技术职务系列多且评价模式单一的问题,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实行专业系列分流、分类管理的设想,同时开始改革单一评审制的做法,探讨根据不同系列、不同职称档次的特点,采用不同的评价方式,即以考代评、考评结合、执业资格考试等。
现行多数专业技术职称系列采用的仍然是由评审委员会考核评议并投票表决通过后,由相应的人事(职改)部门批准确认。
(一)职称评定基本条件
国务院[1986]27号文件《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中规定了专业技术任职的四项基本条件。
(二)职称评定具体条件
现行的职称评审的具体条件主要有学历、资历、外语、计算机等条件。其中外语和计算机需参加国家统一考试获取相应等级的证书,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谈及的职称考试,而也尤以此两项条件所引发的争论最大。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考试、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是分别根据人事部发布的《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的通知》(人发[1998]54号)、《关于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的通知》(人发[2001]124号)这两个文件的规定而开始实施的。
外语、计算机作为当今社会必不可少的工具,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国家在职称评审中加入外语条件的初衷是为了加强专业技术人员外语学习,提高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则是为落实国家加快信息化建设的要求,引导专业技术人员学习掌握计算机知识,提高计算机的应用能力。
通过职称考试的设立,使职称评审走向正规化、科学化。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的不断进步与开放,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掌握熟练的外语水平与计算机水平对促进工作开展有着很大的作用。
但已实施多年的职称考试也存在着很多不可回避的问题与缺陷。
外语、计算机是一种很重要的工具,但也只是一种工具而已,“是不是每个人都应当成为外语翻译家、电脑高手呢?”
首先,外语作为一门语言工具,对于日常工作中的应用,主要是对国外先进技术、资料的学习,交流之便提供学习的入门钥匙。目前对职称外语的要求分为A、B、C三级,具体分布对应高、中、初级,不同的省份对证书还有年份的要求。对于分等级按层次考核是必须的,但是对于考核年限的要求,就有些令人不解和困惑了。一门语言的创立是经过一个漫长而悠久的过程,其发展变化之处相对与其他领域的发展来说是及其微小的,无非是一些新的单词、词汇被衍生出来,但其基本的词汇、语法、构成方式是不会改变的。一个人通过了相应某个级别的考试,就应该可以说明其具备了相应层次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随着时间的变化,是会慢慢减退,但主要应该还是对于词汇等记忆性东西的遗忘,其对这门语言的基本掌握能力是不会发生太大变化的。词汇等可以借助词典、电子工具等多种方式辅助解决,想通过考试这种方式促进专业技术人员记单词的话,是否有些过于勉强了。不过令人欣喜的是,现在部分省份已经开始取消对职称外语考试年限的限制,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改进措施。
其次,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被引入职称评审工作中作用是引导专业技术人员学习掌握计算机知识,提高自身计算机的应用能力。但考试科目(模块)的设置确不能很好的体现这些作用。2001年开始实行的考试中共设立了13个考试科目,包括Win98、Word 97、计算机网络应用基础等。目前执行的考试科目,包括了操作系统、办公应用、网络应用等6大类别,共25个考试科目。
上述这些考试科目中操作系统是必考科目,其他日常办公软件考试科目是被多数培训机构推荐的考试科目。这些考试科目设置无论是2001年刚开始推行的,还是目前正在执行的,都存在一个统一的问题就是比当时使用的操作系统、办公软件落后。计算机技术本来是一门发展十分快速的学科,软件的更新工具更是飞速,而考试科目设置的落后性,只会使广大专业技术人员为了考试而学习,对于提高个人计算机应用能力,推动国家信息化发展来说无疑起不到什么显著作用。希望能够在今后的考试科目设置中能更加紧密的结合计算机学科发展的动向,使大家能够通过考试学习到一些真正有用的技术和能力。
此外,从职称计算机考试我们还能更加有理由质疑职称外语考试设立时效性的做法。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并未设立有效期限,且每个考试科目都独立考试、可多次重复考试,即应试人员在某一考试中如果未能通过某一考试科目,可以多次重复报考该科目,多次参加考试,直到其通过该科目。对于计算机这样一门发展十分迅速的学科能力考试都如此考虑,就令人不得不更加质疑外语考试有效期设立的合理性了。
本文的初衷是简要介绍职称制度的历史与发展,同时结合自身参与职称评审活动的一些经验,提出自己对职称评审的一些看法与读者交流。
[1]刘文俊.中国职称制度的演进及其发展趋势[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2,(04).
[2]吴海升.职称评审机制探析[J].学术界,2003,(04).
[3]蒋德海.外语、文凭热和素质社会[J].社会,2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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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是外界影响、个人学习和生活经历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价值导向和教育实践的有机结合则是促使外在体验向内心体悟转化,确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元主导能够帮助大学生在价值观反思的迷茫、困惑中形成普遍接受的社会主流意识,最终外化为行动表现的重要环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党的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青年大学生是国一个民族的未来,其价值观的形成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我国高校一直坚持把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因此,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影响。
党的提出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青年大学生肩负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中国社会处于社会转型期,大学生们面对多种价值取向的选择,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工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价值观、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总的看法和最根本的观点,是指那些在社会主义价值观、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中居于统治地位、起指导作用的价值理念[1]。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化马克思的核心价值理念和追求。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建立一个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民主不是资产阶级才有的专利,而是追求更高程度的实质而全面的民主,马克思主义高远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解放、民主权利,建设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武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代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向。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跳出历史兴衰的循环,其法宝就是民主,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提出既促进经济发展又促进社会主义全面进步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等重要论断,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2]。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在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之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高歌奋进,体现了中国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核心价值理念,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时代精神是民族发展的潮流和方向,它们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一)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青年大学生承担着建设祖国未来的重任,是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如何培养青年大学生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3]因此,青年大学生时期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
(二)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的现状
1.社会环境造成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趋于理性化同时呈现复杂多元化。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的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迅猛,社会上具有很多诱惑因素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了冲击作用,大学生在接触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影响到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以及自身的情感表达和思维方式[4]。
2.大学生自身价值选择的矛盾化。大学生处于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价值思维尚未定型。在现代社会中,利益分配格局差别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的形成,使得在传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面对价值选择时感到困惑而难以抉择。
3.大学生主体的个性化。大学生正处于成长的特殊阶段,相对过去中学时期的循规蹈矩,他们在认知、意志、情感等方面更注重自己意识的独立性,强调个性化。在现代市场经济形态下,人的价值通过财富的物化关系来表现,在这个过程中,价值观中个体意识也在逐渐形成。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相对应。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平台是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这些课程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通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当代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始终保持时代性与先进性。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途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高校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阵地,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力军作用。
1.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宣传。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各种公开的手段、公共场所,有领导、有组织、有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宣传教育,另一方面要把爱国精神、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待人和善等价值观融入进不同的教育活动中,在潜移默化中使大学生受到教育。
2.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理论灌输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最基本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大学生具有很强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只有对理论有全面深刻的了解才能通过理论来指导实践,从而做到知行统一,使大学生成长成才。
3.以网络为载体,重视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大学生作为网络的最大受众群体,深受网络影响,因此可以通过建立“红色网站”、手机、微博平台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直接或渗透的方式融入各种资讯,使大学生心灵受到震撼。
4.加强大学生的自我教育,提高大学生自身的行为自觉。教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双向互动,因此大学生的自我教育也十分重要,学校通过设计一些活动或环节,让大学生自主学习、自我管理,通过在活动的组织、实施、协调、管理、评估等过程中,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自觉地去发现相关的理论来做指导,从而逐渐吸收内化为自己内在的理论修养,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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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理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主题和形态。从古雅典到现在,民主理论几经变迁,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古典民主意味着自由而平等的公民,通过公民大会等形式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这种参与并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参与本身就是目的,公民只有参与政治,个人的道德才能趋于完善,人性才能充分展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局限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滥觞。古代君主专制盛行的情况下,雅典民主为人类提供了一种集体管理的新形式,广大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通过选举担任各级政府官职。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其实质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非公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工具。
在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0000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构成雅典居民人口大多数的奴隶丧失自由,不享有公民权,因而不能参预政治活动。和在其它希腊国家一样,奴隶主可以恣意虐待和惩处奴隶。在手工作坊、矿山、农场,奴隶被迫以简单的工具进行繁重的工作。事实上,恰恰是在奴隶的艰辛劳动的基础上,奴隶主自由民才有进行政治活动的可能;恰恰是在对奴隶实施压迫和专政的前提下,才有奴隶主自由民的民主。它在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促成雅典政治、经济、文化日臻繁盛的同时,又残忍地窒息、限制了社会另一部分成员的自身发展能力。它既是伟大文明的催化剂,又是社会不公的暴力机器。所以雅典的民主其实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的民主,奴隶制度是其民主政治制度实现的根源。
在号称全盛的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公民的范围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进一步缩小,由于公元前151年通过的特别法令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可成为雅典公民,于是雅典的居民中一下有5000家失去了公民权。并且从此以后,雅典失去了从其他城邦补充自由公民的可能性。在伯里克利时期,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总数约有30000人至35000人,而公民大会的出席人数通常不超过2000人至3000人。作为雅典普通公民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谋生的需要,常常不能出席约10天举行一次的公民大会。因而,他们表现自己的意志、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大大减弱。
其次,虽说雅典的政治是抽签选举,任何人都有机会凭借抽签来当选国家领导人。但实际上,雅典的政权是掌握在工商业奴隶主上层人物的手中。因为当选国家公职人员是没有工资的平民很难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担任公职。财力雄厚的工商业奴隶主垄断着十将军职位,操纵着国家的内外政策。由于十将军职位可以连选连任,所以,这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留下一个明显的漏洞――很容易形成将军的集权,在实际上控制政府。
原则上,任何成年的城邦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选举。每次选举时,由每个部落选出一定的候选人,然后再在这些候选人种抽签选举。抽签的主体成分复杂,既包括一些素质较高的人,也包括一些素质较低的农民和手工业者。
令雅典人民引以为豪的“陶片放逐法”也有其弊端。陶片放逐法是克里斯提尼所创的维护民主政体的制度。指定此法的目的是为了防范那些对民主有潜在威胁的人。陶片放逐法作为对民主制度的保护措施,体现了民主精神。但是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它逐渐的背离了初衷,其蕴含的民主精神遭到破坏,沦落成为打击政敌的工具。为了流放阿里斯泰德,泰米斯托克利在城中散布流言,激起人民对他的嫉妒,结果阿里斯泰德被放逐。在感情的驱使下,人们有时会陷入不理智状态,这是人的本性。因此在任何政体下,“决策人都有可能陷入感情用事的泥淖”。而集体的感情用事,往往较之个人感情用事的破坏力更大,所以民主制同样应该警惕集体的非理性,避免权力滥用。
雅典自组成海上同盟之后,逐步加强对同盟国的控制,使同盟国降至附庸地位。公元前454年把同盟贡金增加到400塔兰特,并将同盟金库由提洛岛移往雅典,同盟贡金的用途由雅典公民大会决定。雅典利用同盟国的贡金和其他捐税收入,供应国家开支。雅典的法律、币制和度量衡制也向各盟国强力推行,雅典还向各同盟国派遣监察官和军事移民。这样,雅典不但是海上同盟的领导者,而且是统治者,海上同盟变成了海上霸国。雅典海上霸国的建立,充分暴露了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对外扩张、掠夺的本质。
雅典的对外扩张,不仅引起了雅典霸权控制下的各邦的反抗,而且遭到希腊另一霸国――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斯巴达的反对。雅典和斯巴达都企图称霸全希腊,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这种矛盾发展的结果,雅典和斯巴达终于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次战争从公元前431年爆发,到公元前404年结束,席卷了希腊各国。在这次大规模的互相火并的战争中,希腊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都急剧地尖锐起来。
雅典民主政治有其局限性,亦有其闪光点。在古代君主专制盛行的情况下,创造出法制基础上的差额选举制、任期制、议会制等民主的运作方式。这种先进的古代政治制度,为公民创造了广泛的参政机会,激发了公民的自由,开拓精神,推动了雅典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性。所以我们应该批判性的去看待雅典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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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我国的广泛传播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以及对我国基本政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信心,亟须采取积极措施化解民主社会主义的消极影响。为此,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和教育,重视社会思潮研究、评介工作,正确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导向功能,同时要加强培养大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民主社会主义对大学生产生的消极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文章从分析民主社会主义的涵义、实质及其基本特征出发,简要说明了民主社会主义易引起大学生对“民主”和“社会主义”概念的误解,造成大学生思想和政治的多元化倾向,误导大学生向往经济多元化等消极影响。希望帮助大学生客观辨析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避免受到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民主社会主义,是20世纪以来盛行的一种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潮。近年来,这种社会思潮在我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人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观点,这一观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声音极不协调,给大学生带来了很多思想上的困惑。
(一)民主社会主义的涵义与实质
1.民主社会主义的涵义
民主社会主义,也称社会民主主义,是由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右翼发展而来。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况下,由不同的人使用具有不同的涵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使用过“社会民主主义”,当时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但在1895 年恩格斯逝世后,社会民主主义逐步演变为一种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颂扬抽象民主、主张阶级调和、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同义语。“20 世纪 50 年代,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凸显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将其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为‘民主社会主义’。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社会民主党人又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再次颠倒成‘社会民主主义’,意在表明它并不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突出社会改良,其思想主要包括“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崇尚多元化原则,以渐进主义战略实现社会变革,把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完全民主观等内容。它是指导国家政权活动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种有着相当市场的社会政治思潮。
2.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
民主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党国际坚持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一种_运动,是一个具有自身特定内涵的专用名词。民主社会主义中的“民主”实质上是针对共产党人坚持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的,其本质上具有严重的虚伪性、矛盾性、非科学性和反动性。它以抽象的“人”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认为要坚持自由、平等和互助的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的尊严。但其又承认人的私有性,主张私有制的混合经济制度,而私有制的经济体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性,是不可能实现人的尊严和平等的。这就表现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虚伪性和矛盾性。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具有非科学性和反动性。民主社会主义者谴责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专政,主张政党的轮流执政。轮流执政在表面上看起来体现着“民主”,但实质上,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根本不存在各党派的平等竞争,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可能靠这种竞争成为执政党,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多元化”的实质,是要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
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党国际的思想体系,它不属于一般的修正主义思潮,更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它是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在世界工人运动和一般社会主义运动之内,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行发展的、在一部分工人运动之中传播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长期影响工人运动的产物”。
(二)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1.在价值观上,主张以“人”为本
民主社会主义以抽象的“人”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实质上,民主社会主义者将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化的改造目标替换成抽象的实现“人的尊严”的目标,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动力从追求客观规律的实现变为追求道德、伦理的实现。他们所崇尚的价值观内涵是,从人的尊严出发,每个人都有权在公正和团结的限度内,平等自由地发展个性、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同时要有出自内心道德观念,乐于在法律义务之外彼此承担义务的意愿。自由、公正和互助的基本价值与“人”的尊严是相同的东西,只不过前者是对后者的细化,是伦理理想的具体化。
2.在指导思想上,主张多元化
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真正的民主需要“多元化”。社会民主党不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有唯一的指导思想和思想渊源。《哥德斯堡纲领》宣称“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它是由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统一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强调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各种资产阶级学说可以相互认同和共存。社会民主党强调自身的思想渊源是多元的。当今的民主社会主义一贯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来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衡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主要看其是否赞成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自由、公正、互助,至于信仰和世界观是无关紧要的,可随意地对基本价值作宗教的、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3.在政治制度上,主张多党制
民主社会主义者反对一党制,反对一切形式的专政,反对暴力革命。社会国际在成立宣言中明确表示“民主制要求不止一个政党有存在的权利和当反对派的权利”,它把实行多党制作为参加社会党国际的一个原则条件,视多党制和各个政党在平等条件下的竞争为民主的基本特征。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具有鲜明的先进性,是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组织,决定了无产阶级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而民主社会主义者则反对这一基本论断。他们认为,这种判断从根本上说不符合全体工人阶级的意愿,破坏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平等。他们反对在前苏联、在中国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共产党一党制、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抨击苏联和东欧国家实行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一党的独裁。
二、民主社会主义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
历史经验证明,社会思潮往往是首先通过知识分子传播,大学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便首当其冲地成为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传播者们的目标。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他们利用现代媒介手段对大学生的思想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一)引起大学生对“民主”和“社会主义”概念的误解
民主社会主义者强调,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区别于所谓“专制”的社会主义的,是“民主”的。这就契合了许多大学生追求民主的愿望。一些学生在怎么看待民主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社会主义也需要民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不完全了解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仅是简单的从字面上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民主”加上“社会主义”。例如,在现在的高校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无论是班级小型的活动或选举还是学校大型的活动或选举,很多学生都希望采取绝对的民主方式进行,这无疑是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崇尚民主的“人”的尊严的主张,认为人人都要参加才是真正的民主。但是现实条件下,为了促使活动开展的效率和效果,这种“民主”方式是不可能实现的。
其实,民主社会主义所谓的“民主”,是被列宁早已批判过的“纯粹的民主”、“一般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并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民主社会主义者把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插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使一些对民主社会主义缺乏了解的大学生轻易上当受骗,容易把“民主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民主”混为一谈,把民主看作是外在于社会主义的东西,这种似是而非的误解,不利于大学生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
(二)造成大学生思想和政治的多元化倾向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大学生中具有一定的市场,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大学生思想中的指导地位。大学生所认为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指导思想多元化”,是提倡不同思想、学说自由竞争,不赞成以某一种思想为统治思想的观点。他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没有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甚至有时在社会党人的文件及其领导人的谈话中,还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词句,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学说。但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不仅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且还千方百计的攻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在政治制度上,“政治多元化”思潮导致了一部分大学生在坚持马克思主指导思想等重大问题上有模糊认识,甚至产生“中国应实行多党制”的错误观念。他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这种观点很公平,觉得共产党也可以通过竞争成为执政党,如果竞争失败只能做在野党。但事实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之内,根本不存在各党派的平等竞争,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可能靠这种竞争成为执政党,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多元化”的实质,是要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
(三)误导大学生向往经济多元化
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进展,得到越来越多大学生的认可和认同。改革的不断深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由于受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多元化思想的影响,部分大学生认为“只要能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什么经济制度都行”,甚至有大学生认为应实行“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所主张的“经济多元化”的混合经济制度,在瑞典等北欧国家得到了实践,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大学生辨别是非能力弱,往往只看到混合经济制度表面上所取得的成就,看不到这种制度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如“瑞典病”的产生。由此导致许多大学生倾向于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多元化”的观点。
通过研究分析,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对象――大学生,产生着消极的影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多元价值取向如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等涌入中国,综合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行为,造成大学生在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产生偏差。社会现实中一些不正之风等现象,使大学生产生了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思想倾向,造成大学生对社会主义优越性产生困惑,对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念产生动摇。大学身自身生理和心理的不稳定性,也决定了他们容易受到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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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消除这些消极影响,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从思想认识上要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坚定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念。其次,要不断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提高大学生正确认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学识和能力。最后,应当构建健康优化的校园文化环境,使大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思想、学术、文化活动中了解中国国情现状。只有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本质,辨清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才能让大学生更加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增强和提高大学生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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